曾蔭權餘下任期須正視民生問題：內地改革開放後本港勞動力密集產業北移神州形成本地產業「空洞化」，導致低文化、低技術勞動力的結構性失業，即使大學生也很多都面臨「畢業即失業」困境，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加上分配不公，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造成社會財富向地產商高度集中，貧富懸殊加劇；面對人口老化而部分福利政策過時；種種社會公平正義失衡令弱勢群體及部分「八十後」青年怨聲載道，仇商仇富情緒日益發酵，以社民連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和過激路線乘機抬頭。
面對此民生嚴峻態勢，筆者建議曾蔭權在狠抓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同時，不妨考慮從調整社會再分配入手，對現行稅制作適度改革，對暴利企業徵收適當比例的累進稅，專門撥入扶貧基金，幫助弱勢群體；同時在立法制訂最低時薪工資時，應在顧及企業生存、發展空間與保障勞方基本生活及尊嚴之間取得平衡，這是改善民生重要環節。
另外，當前樓價與廣大市民購買力嚴重脫節是影響民生之大患。儘管港府近期已推出「九招十二式」及「十四招」組合拳，但仍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之策。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曾蔭權應着眼本地樓市健康發展，透過開放邊境禁區，加快舊區重建，發展衞星市鎮及檢討勾地辦法等措施增加土地供應；同時擴大「安全網」即公屋建設，保障低收入而缺乏置業能力市民「上樓」；亦可考慮適量復建居屋，滿足夾心階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