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邀在幼稚園聯合畢業禮演講，應主人家要求談「生命教育」。對我這兒時從未接受正式「生命教育」者來說，似是參加口試多於交流心得。蓋因在我的幼稚園年代，「生命教育」可能只是「天生天養」，把人類求生本能發揮出來。
二戰後安頓下來，人們便開始生養，家庭計劃尚未流行，一家三、五個孩子十分普遍。帶孩子成本不高，主婦橫豎全職料理家務，不論照顧多少名孩子仍一樣付出整天辛勞；況且頗多家庭乃翁姑嬸母同住，以一群成年人照顧一群兒童，照應較容易。吃的亦要求不高，只要吃飽飯便是幸福，多一名孩子，只不過是煮飯時加些米、桌上多雙筷而已。
誰為我提供「生命教育」？記憶中沒有，有的可能只是自修，全靠自己觀察、模仿他人。我從其他孩子身上學會競爭、吵架；亦學會和平解決爭端，學會合作和分享。從成人身上學會行使權威，亦學會不良習慣，包括吸煙和粗言穢語。我最終學懂判斷利害得失，不再吸煙，只選擇在某些場合用非所有人可接受的語言。
半個世紀以來變化太大：父母帶着印刷精美的兩歲囡囡履歷到訪，請求我為心肝寶貝寫推薦信，求取名幼稚園學位。小學生全日上課，放學補習，周末學鋼琴、書法、速算、法文、游泳，更到安老院服務長者，全都是家長安排，為的就是勝人一籌的履歷，為爭取名中學學位鋪路。
「生命教育」所教授者甚是刻意，但我倒懷念當年有幸擁有的觀察和模仿自學空間。這珍貴的空間，在當今家長無微不至安排下，似乎已消失得無影無蹤，誠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