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金:後沙士醫管局變革

二○○三年沙士襲來,二百九十九人病死,香港人命傷亡為全球城市之首。疫後「算帳」,本港醫療衞生體系責任官員及醫管局高層紛紛下台,包括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楊永強、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醫管局行政總裁何兆煒、曾署任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永文等。

醫管局面對嚴厲指摘:行政混亂、山頭主義、忽視傳染病、面對新疫症方寸大亂、與衞生署互相推卸責任等,輿論更質疑醫生壟斷整個系統領導是否最佳安排。醫生治病救人了得,但整治醫管局是否最適合人選?香港資深醫生大部分出於同門,且在同一機構長期任職,利益關係千絲萬縷,由誰出任要職都難做到鐵面無私,不留情面;更惡劣者,可能由誰出任領導,其他同輩都不服氣,以致陽奉陰違,不但無助改革,反令內鬥加劇。

在此背景下,本業會計師的胡定旭被委任為醫管局主席,而社會工作本科畢業的蘇利民則受聘為醫管局行政總裁。胡氏明顯是代表政府坐鎮醫管局「睇住盤數」。政府政務官體系對醫生專業體系長期不服氣,認為醫生佔據太多首長級職位;更認為醫官們在決策上,靠打「我係醫生你唔係」專業牌,橫行霸道、恃勢欺人。既然無法駕馭醫生專業,便趁這醫生山頭受盡鞭撻之際,指派會計師與其斤斤計較。

至於蘇利民獲聘的最大優勢是本身來自澳洲,沒有包袱,不屬楊永強、何兆煒派系或任何其他派系,對當時上任局長不久的周一嶽威脅最低。基於此,假若周一嶽須掉轉槍頭對付醫管局昔日同袍,更有利用洋人做劊子手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