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中期考核據報已接近尾聲，待曾蔭權擔任主席的聘任委員會確認後就會向公眾交代，並就有關官員的薪酬調整作決定，至於制度檢討，將留待下屆特首處理。
主要官員問責制自○二年啟動之後，至今轉眼間已是八年，始終風波不絕，命途坎坷。○三年大遊行之後，先後有三位司局長要為個人操守及政策失誤承擔責任而被迫引退。○八年進一步擴大發展，聘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甫上場即出事，「護照風波」幾乎打垮他們的公信度。
平心而論，問責制確有需要成立及向前推進，主要官員及其幕僚（包括局長、副局長及政助等），負責政策制訂及督導執行，要為政策成敗承擔政治責任，以便常任公務員（自常任秘書長以下所統領的十多萬人）可維持政治中立，安心負責執行政策，提供具效率及優質的公共服務，並對市場運作實施有效監管。
民意民情高漲，公眾欲參與政策過程，尤其是八十後的冒起，問責官員位置突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除了面向立法會及區議員之外，傳媒的關係及社會團體的意見也必須處理好，特別是政治助理，應該主動與年輕一代接觸，收集意見作為制訂政策的參考。
過去兩年，公眾是有不滿的，主要是政助不知所終，未有做好聯繫各界、通過溝通對話令政情上下通達的工作。政助變成「隱蔽官員」，以致曝光率不足。論及薪酬調整，輿論認為按「衡工量值」的原則處理，應有減薪的空間；立法會議員中更有激烈的意見，認為可以取消政助這一層。
面對公眾不滿，政府欲含混過關，不詳細提供副局及政助的具體表現評核，甚至數據也欠奉，如無意外，將以一律凍薪來平息公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