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化人。
郭沫若才華橫溢，本身只有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院的學歷，後來棄醫從文，當年就詩如泉湧，只憑第一部詩集《女神》，已經奠定他中國新詩第一人的地位。一九二八年，他流亡日本，文窮而後工，一年後推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躋身中國史學史一流境界。另一方面，甲骨文是中國考古和古文字研究的瑰寶，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十年磨一劍方有大成，但郭沫若半路出家，一九三○年寫出《甲骨文字研究》，進身「甲骨四堂」。
郭沫若的文章有價，像其《甲申三百年祭》便被毛澤東看好，隨即成為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的指定學習材料。雖然郭沫若做官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政務院副總理，但在飽受摧殘的知識分子眼裏，他卻是最不要臉的無行文人。
早年的郭沫若是敢怒敢言的「憤青」，直到他五十四歲，在「校場口事件」被國民黨特務打得頭破血流，還對媒體說：「我準備第二次第三次去流血！」他得知老友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悲憤地發表文章說「要將日本天皇絞死」。不過，幾年之後，他在毛澤東開始發動一連串摧殘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的政治運動中，積極為虎作倀，難道被魯迅說中了「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看到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是不是習慣了當局的文化禁錮，對民主自由反而避之則吉？
一九五七年，羅稷南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會怎樣？毛主席沉思片刻答：（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在毛澤東思想「禮樂崩壞」的今天，為甚麼中國知識分子還是「識大體不作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