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角力進入最後階段，亦是政府一眾高薪厚祿的「政治化妝師」絞盡腦汁之時。或許他們的工作並非如何推動民意通過政改方案，而是如何減低方案被否決對政府及煲呔曾的傷害。說穿了，這些公帑寄生蟲，非為市民消災，乃為他們的主子有功盡邀，有責盡卸。
還記得去年同期，全港為人類豬型流感如臨大敵。不過，很奇怪的是，我作為多年評論政府公共衞生政策的傳染病醫生，接獲傳媒查詢竟然比平常日子還要少。某日有傳媒朋友來電對我說：「我們有一張由官方發放的名單，表列願意接受傳媒訪問的人類豬型流感專家，你並沒榜上有名，你是否不願接受訪問？」
在灣仔某酒店被封期間，我接受某電子傳媒邀請到酒店門外作即時評論，正準備動身之際，再接獲同一傳媒來電說：「對不起，我請示上司後，你的訪問部分被取消，因為周一嶽亦會到場，你同時出現不太方便，請諒解。」這坦白得可愛的記者令我第一次獲證實，我被政府封殺、用盡方法減少我在傳媒曝光機會，免讓我跟政府看法相左的醫學言論「出街」。
統籌封殺異見乃「政治化妝師」的工作，但封殺又如何？人可被這些寄生蟲愚弄，但病毒卻不受他們指揮。時至今日，封酒店是否有需要？病毒是否一如「靠嚇專家」危言聳聽的「惡毒」？有沒有「變種轉惡」？花二億三千萬元買疫苗是否物有所值？是非對錯，早已黑白分明。問題是社會能否經一事長一智，在所有關乎切身利益問題上，懂得尋根究柢，不再讓這班寄生蟲有吃安樂茶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