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與立法關係持續緊張，回歸十三年未見有明顯改善，改革現行政制是其中一條出路，自○二年開始啟動的高官問責制，強化司局長在政策制訂的主導角色，有責任向民意代表作出合理交代，以改變行政機關「有權無責」的缺陷，可惜兩任特首以來，成效不彰。
無可否認的是，政府大權在手，制訂政策時，往往令立法會處於被動的位置。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政府應該承擔更多責任，問責官員應該主動尋求與立法會議員的溝通與合作，不應試圖避開或繞過立法會。
○八年七月，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臨別贈言予曾蔭權，倘若高官未善盡責任，將等同失職和破壞《基本法》所規定的政治體制。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曾蔭權表示會把范太的話「鑲起來」，作為下一屆與立法會合作的座右銘。兩年快將過去，情況未見有明顯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依舊繃緊，甚至愈演愈烈，第四屆立法會的首個立法年度，政府向立法會僅提交了二十五項法案供審議，創了回歸以來的新低；多項具爭議的法案，如最低工資條例草案，要到今個立法年度才展開審議，當然令議員們大感不滿。
政府弱勢，民望不斷下滑，對具爭議的議案採取押後處理的策略，實在不難理解，這已經成為曾蔭權政府的一大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表現欠佳，不會自動令議會的民望上升。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對立法會的議政質素未能有效提升，市民亦極感不滿，議員發言批評政府與政策時，往往惡言相向及譁眾取寵，不為市民所認同。
近年民調結果顯示，議會及議員的評分持續向下，反映市民不滿議員「講多過做」，對官員要求高，對自己則從寬，建議甚多卻不切實際，議員宜加強政策研究，在有益及有建設性的方向上多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