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天星碼頭」事件,曾蔭權事後說:「青年人講出自己的心聲,特區政府必須要有忍耐性,聽到這方面的聲音。」惟事隔三年,從天星碼頭發展到高鐵,年輕人依舊在這些抗爭行動中發揮着關鍵作用,更有人說兩宗事件的示威人士是同一批人。
有示威者說,政府忍耐了三年,年輕人也忍耐了三年,但三年的忍耐仍沒有給政府帶來甚麼改變,年輕人仍缺乏跟政府溝通的渠道。事實上,溝通渠道一直都在。政府每年從萬多名應徵者中招聘數十個政務主任,大部分正是剛剛大學畢業的所謂「八十後」;坊間建立了不少以年輕人為首的議政論政團體,當中不少成員獲得政府青睞;建制派的第二、三梯隊,其「黨校」培育出來的幹部,有不少就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面對這批政壇明日之星,政府又豈會、豈能忽略他們的聲音?
溝通渠道一直都在,但必須考究政府是否願意運用這些渠道、使用渠道的頻率、渠道的資訊真確性,以及政府聆聽時候的態度。有人說,以「精英心態」治港的特區政府,覺得年輕人議政論政未成氣候,所以只聽但不採納他們的意見。奈何,年輕人聰穎之處,不在於政治有獨特見解,而在善於找出政府施政的若干盲點,或對政府痛陳利害,或向政府施以痛擊。
亦有謂政府雖聽年輕智囊的意見,但這班智囊當中,有誰真正了解民間怨氣因由?是否對政府報喜不報憂?若是,這些年輕智囊是否失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