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貧富懸殊屬富裕城市前列，反映這情況的堅尼系數不斷升高，歸根究柢就是公共開支太低，富者的稅務承擔過輕，遠遠不足紓緩日益嚴重的社會利益傾斜。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更讓坐擁大量樓房、土地及資金的人和企業壟斷經濟，瓜分絕大部分經濟發展成果。但他們發了大達，卻毋須作出與其發達程度相符的稅務承擔，因而沒有充分回饋社會；政府更動不動便減利得稅，為他們錦上添花。

政府對社會利益傾斜視而不見，貧富懸殊嚴重正是深層次矛盾所在，社會有充分理由要求這些超富人士及企業增加稅務承擔。當然，一談加稅，便出現營商環境受損、財團撤資等危言聳聽。但為何歐、美等高稅區不會商業絕迹，財團全部撤走？事實上，化解深層次矛盾，使社會氣氛祥和，又何嘗不是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一環？

而且，香港市民被港英、特區政府及各既得利益群體聯手「洗腦」經年，一提加稅，便不問因由，下意識強烈反對。但加稅模式很多，不一定需要向中產人士埋手，甚至可透過調整稅階及種種豁免，增加超高收入人士及企業稅務負擔的同時，給予中產人士稅務減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