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自覺維護行政長官的權威」之說，這使我想起「文革」期間，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的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有「反動」罪名不難，但要有「學術權威」的銜頭可不簡單。如俞平伯是「《紅樓夢》研究權威」，任何人都可將他批判得反動透頂，但沒有任何人能否認他的學術地位。北京大學前校長馬寅初，「反右」時已被批判為「販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但你能否認他是「人口論」的權威嗎？由是觀之，一個人是否權威，不必由任何人維護，他本人有卓越成就，也就鶴立雞群。最新的例子是「光纖之父」高錕，不論他是否獲得諾貝爾獎，他就是光纖的發明人，別人不論用任何手段都動搖不了他的權威地位。
我有幸認識不少「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平時進行學術交流之時，而是「文革」初期在「牛鬼蛇神勞改隊」。我寫的回憶錄有不少這方面的內容，如「任中敏教授，是研究元曲的學術權威。他被指為『國民黨遺老』，原因只是當過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的秘書。『文革』中，『國民黨』三字比『反革命』還要可怕，又名任二北的任教授也就成為『重點打擊對象』。」「歷史系一級教授徐中舒，是全國人大代表，他因為獨沽一味研究甲骨文，被批判為『企圖復辟奴隸社會』。一九九○年，我在香港買到一部徐中舒編的《甲骨文辭典》，不是為了要學甲骨文，而是為了睹書思故人。」
香港的行政長官自稱「政治家」，卻沒有任何政治學的權威地位。還有大家叫嚷民主，香港也找不到一個「民主理論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