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趨勢當政府和市民在立場上激化尖銳之後，愈發凸顯以前的模式：英國代表、公務員系統和香港社會精英共治，當年行政局的組成便是這三大塊。社會精英組成的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最大功用和最大責任是吸收社會整體和各重要界別的政治壓力，為政府推銷政策。論地位或政治角色，他們都在公務員之上，公務員就算有異議，往往也要通過港督來影響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有權有責的關係下，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也只能為推銷政府政策賣命。

但在問責制推行之後，行會非官守成員角色變得模糊，政治和政策的權力完全在司局長的身上，為政府保駕護航的責任，順理成章移到司局長身上，非官守成員在無權的情況下，往往傾向不承擔政治責任，不會在政府被攻擊時，出面做沙包和箭靶。他們可能將自己定性為特首的顧問，在會議內盡其言責便交差了事，不會身先士卒，搶在司局長之前接戰，這就令一般行會非官守成員經常保持沉默。

但當矛盾激化之後，非官守成員避無可避，一定要表態時，往往選擇以其個人政治原則或利益出發，在樓價和公屋一事，就是最佳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