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不可能由於此類案件舉證困難，便降低對舉證的嚴謹要求，因為這有違寧縱毋枉、證供疑點利益歸被告的自然公義精神。那麼，如何為受屈者討回若干程度的公道？在世界各地通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調解。只要投訴及被投訴雙方同意，便可進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處理性騷擾個案，主要方法亦是調解，最終告上法庭者只佔少數。

調解目的主要是讓雙方平心靜氣地理解事件，找出大家可接受的共同點，從而制訂解決方案。最簡單可能是雙方冰釋前嫌，握手了事；亦有一方向另一方道歉、賠償，或恢復其職位等。雙方亦可協議事件就此了結，承諾不向外宣揚。

議員解僱女助理事件，若涉性騷擾，根據各方報道，可視為已在雙方信任人士主持下成功調解，雙方承諾不向外宣揚，甚至一方已向另一方賠償。

站在道德高地叫喊有人付「掩口費」的電台主持，究竟是否了解性騷擾案件如何處理？在立法會內的眾多律師、大律師議員、法律顧問等，究竟有否理會有關性騷擾的法律？抑或只是怯於部分輿論，恐怕惹禍上身，才浪費公帑調查本已按民事法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