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一：丈夫無工開靠親友接濟
「如果唔係到最壞時候，我唔會行呢一步。」今年七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經濟曙光論，當時珍姐家境陷入窘局，丈夫失業、房租無錢交、開飯也成問題，由於夫婦二人未符合申領綜援資格，她迫不得已替一對子女入紙申領綜援，上月獲社會福利署首次發放綜援金，一家四口才得以生活下去。
珍姐○六年持單程證來港，做過一年兼職，因要照顧兩名年幼子女而辭工；丈夫長期做散工，收入不穩定，今年農曆新年後一直沒工開，「佢（丈夫）試過到地盤門口執紙皮賣。」全家上下要靠親友接濟度日，她形容「經常都要開口借錢……真係好難捱。」
深水埗區的無業家庭多達一萬二千四百戶。珍姐一家居於區內一間百餘呎套房，月租一千七百元，連同水電、伙食和子女學費，每月省吃省用也需至少五千多元，從來都入不敷出。今年五月，政府推出一百六十八億元紓困措施，除子女書簿津貼外，她無一受惠，「政府每次派糖都輪唔到我哋，對低下階層完全無幫助。」
玩的穿的都是二手
珍姐子女玩的穿的，大部分是人家孩子的二手東西，寓所對面的公園是兩子女的兒童樂園，「佢哋（子女）最大娛樂就係玩波波池。」現時珍姐每隔半年便到食物銀行領取免費食糧，或到社區中心買半價奶粉。
政府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明言不會派糖，珍姐說，對政府沒有失望，亦沒有任何期望。正如來港便開始申請公屋，但一直沒有回音，「就連房屋署主任都未見過。」
個案二：單親媽偕兩子捱凍飯盒
本港低收入單親家庭超過二萬一千戶，在職貧窮的情況持續惡化，以元朗區最嚴重。六年前由深水埗遷入天水圍公屋的Carly，去年脫離綜援戶行列，表面上是成功脫貧，其實每天仍過着「餐搵餐食餐餐清」的生活。
Carly是單親媽媽，現職秘書，日做十多小時，月入約八千元，扣除生活開支，每月所剩無幾，幼子的補習費也負擔不起，「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她每天放工後，先由九龍塘搭小巴到深水埗，「因為嗰度買飯盒平。」然後再抽住三個飯盒乘港鐵返天水圍，每晚約十時才與兩名兒子食凍飯盒，有時或會更夜，「要搵食，無辦法。」累透的Carly說。
「無辦法」是Carly在訪問中講得最多的三個字。十年前她跟丈夫離婚，一個人湊大兩個兒子，靠積蓄生活了一段時間，○一年始終要放下尊嚴申領綜援，過程中聽盡尖酸刻薄的說話，以及社會上歧視的目光，「唔敢再搵舊朋友，驚佢哋知我攞綜援。」
五年未等到託兒服務
搬入天水圍後，Carly身邊多了不少綜援戶朋友，她開始對貧窮麻木，「有工做嘅人要將全部收入用喺生活上；無工做嘅人，就由政府出錢畀佢哋生活，講到底大家都係窮人。」她說，在天水圍人人都想脫貧，卻又無力改變現狀，「你可以話係無明天。」
○七年十月，天恆邨發生三屍悲劇，天水圍被烙印成悲情城市，當時政府大張旗鼓說要改善區內民生。兩年過去，濕地公園旁一塊空地原開拓作地區經濟活動，至今仍然丟空，令Carly最感氣憤，「有事就一窩蜂入嚟，無事就無人理，最多免你一兩個月租，已經算係好好人。」
Carly不奢求大富大貴，只希望政府提供協助，讓他們這些單親家庭能安心搵兩餐，「我個仔由幼稚園到依家讀小學五年級，都未等到託兒服務。」她好言苦勸，政府要真正照顧基層市民的需要，別再一味空口唱好經濟，「窮到連飯都無得食，股市升跌關我哋乜事？」
「回歸以來多了22萬窮人」
香港堅尼系數高達零點五三三，超越零點四的警戒線，是亞洲區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扶貧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亦顯示，本港貧富兩極化愈趨嚴重，以灣仔區為例，住戶每月平均收入達三萬元，深水埗區則只有一萬三千七百元，兩者相差超過一倍。
貧富懸殊 亞洲最嚴重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引述統計處數據指出，九七年本港約有廿八萬人領取綜援，十年後急增至近五十萬人，「回歸以來多了廿二萬窮人。」其中低收入、單親及失業綜援個案增幅最多。他坦言，對政府多年來未能改善貧窮問題感失望，而近期的經濟復甦只令部分人資產價格上升，草根階層未能受惠，「遲啲可能出現通脹，基層生活會仲艱辛。」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亦說，政府提出的六大產業多屬專業範疇，對基層勞工幫助不大。她直言，政府低估貧窮家庭數目，尤其是跨代貧窮問題愈趨惡化，促請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盡快改善基層就業和勞工保障。
文：王家文／圖：甘偉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