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問責官員的政治能力欠佳，在決策與應對議會時多有失誤，導致問責制的公眾認受性每況愈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同樣未能過關，龜縮不動，害怕面對面與議員、記者及意見領袖等具輿論影響力的人物接觸，未能兌現政府向公眾的承諾，某種意義上講，副局及政助似已成為問責制的包袱。

政治工作由問責官員負責與承擔全部責任，是取信於常任公務員的關鍵所在。問責官員應在短時間內，全面接手應對議會、傳媒、業界與社團，有關解釋政策及政治游說的工作，確保正副常秘層級的官員毋須沾手政治工作，集中精力做好《守則》要求的在幕後提供數據、分析以至可行性建議等支援性工作，真正做到政治中立。

長遠而言，問責官員的幕僚團隊應由局長主導人選及適度增加成員，以壯大政治工作的能量，現時一個局長除配有副局長及政治助理外，政府還提供政務助理（由政務官出任）及新聞秘書。政府內部有強大聲音反對空降入局的局長帶備親信作為幕僚核心成員，政務官集團尤其擔心參與核心決策的權力被進一步邊緣化。

政務官的擔心可以理解，卻缺乏理據，問責制的題中之義，正是政治工作由問責局長及其幕僚一力承擔，局長挑選與自己理念及風格合得來的人加入團隊，是很自然的事。

政務官集團勢力龐大，是問責制發展的公開與潛在阻力。《守則》內有不少章節明顯是針對政務官「試圖妨礙或阻撓」問責官員開展工作而設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