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問上，季羨林自稱是雜家，他說，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幹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來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歷史系，有的寄到哲學系，有的寄到西語系，有的甚至寄到社會學系，從中可以看到人們對我的了解。季羨林又說，我平生最長最艱巨的兩部書，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長達八十萬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長達數十萬字的吐火羅文A方言的《彌勒會見記劇本》的譯釋。季羨林表示，這兩部大書一出，估計可以減少點混亂。

然而，「混亂」還是有。對季羨林究竟幹的哪一行，外人還是搞不大清楚，遂乾脆以「國學大師」相稱。這稱呼簡單、省事，又顯得尊重，「更像」是「文科」代表人物也。

就世俗而言，季羨林在耄耋之年寫作和出版的《牛棚雜憶》才是他的「成名之作」，才使更多的人知道季羨林。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以隨筆方式寫下作者在文革中被關進「牛棚」勞改受批判的往事。其中有大量作者對文革的反省，對自身的反省，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反省，對人性的反省。自序中季羨林特別談到了「派性」問題。文革中的派性由來是各單位和社會上的群眾組織為了某些政治觀點和奪權分裂成了各派，互相爭鬥。季老說：「不加入一派則已，一旦加入，則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纏得緊緊的，說話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大師都失去了理性，遑論他人。

這些年，人們常說台灣像是在搞文革，就因為台灣社群被分裂成藍營、綠營，相互鬥爭以營「色」畫線，不講理性，混戰一場。中國人玩選舉，弄不好就像搞文革，香港也要注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