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董建華出任第一屆特首，大約幹到第二年的時候，就感到施政困難重重，開始積累民怨。中央了解老董的處境，認為這是香港回歸不久，董建華作為「空降部隊」、「光桿司令」管治香港很難避免的事情。那時，董建華也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人事問題，是管治班子問題，時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統領十八萬公務員，掌握政府整套高官。董建華若想不被架空，就只能和她及整套班子摩擦不斷。對於管治班子問題，老董有向中央反映，社會和政壇也議論紛紛。中央給他的錦囊是：暫時隱忍，「徐圖之」。
到了第一屆特首任期屆滿，董建華已經心力交瘁，有向中央表示要「倦勤」。那時，中央不覺得老董有甚麼問題，認為香港管治不好，主要是權力架構方面的客觀因素，因此，同意推出高官問責制，讓董建華挑選組建自己的「執政團隊」。有了這把「尚方寶劍」，董建華又「精神振作」起來。不過，即便如此，問責制畢竟是「初試鶯啼」，也不能變調太大，因為中央還要考慮穩定。同時中央也希望通過問責制，能夠重新調整董建華和繼續擔任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的關係，希望陳方安生能夠全力支持特首施政。事實上，那段時期，每逢中央大人物見到陳方安生，都會向她講這番話。
然而，矛盾未能解決，陳方安生「劈炮唔撈」，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順延上位。問責制除了給董建華的班子帶來人事「地震」和變化外，未對他的施政有甚麼幫助。相反，董建華的處境更加困難，管治更加混亂。這時的老董再表示倦勤之意，中央也看出老董確實不行，有必要換掉他，他要倦勤正好彼此「合適」。董建華的主動言退，實際上幫了中央的忙，方便中央作出新的部署。這是董建華雖不幹特首而能升做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重要原因，也是董建華的政治善終。
可見，在政治上坐困愁城、根本幹不下去，中央也不想讓老董再幹下去的情況下，能夠主動倦勤言退，這是一種智慧。有的人死頂，結果會很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