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如果從審判程序來看，由始至終社會贏不到甚麼。首先，鄧氏從殺人到被公安拘捕、從關進精神病院到被輕判處理，都是被冠以「故意傷害罪」而非「自衞殺人罪」處理。她最後被判有罪但毋須服刑，是因為法庭以她有精神病為由而格外開恩，所以，坊間如果以為鄧氏是無罪釋放，那就錯了，原則上她仍然是犯上殺人罪。

第二，是法庭的判決完全由民意主導。司法制度下，法庭裁決原則是應該不受外間環境及意見影響，儘管有時會發生判案不公。不管鄧氏是犯了故意傷害罪還是自衞殺人罪，她絕對需要負上一點刑責以正法治精神；要是她有精神病，法庭就更要判她強制接受精神治療。但最後鄧氏被判當庭釋放，沒有任何刑事責任，法律上這是說不通的。這亦證明了法庭判決受民情影響，要是有絲毫哪怕是一個小小的懲罰加諸於鄧氏身上，恐怕都會受到民意的衝擊，龐大的政治壓力逼得司法制度也要就範。

有人說，這是內地維權的一大勝利。勝利何在？鄧氏只是一個當庭釋放的殺人犯，她的犯罪事實是不可能改變的。社會的「公理」由網民去決定，本來由司法制度去決定的判刑變成由民間公審的結果，內地的司法制度，似乎仍停留於數百年前的「包公式審判」。

縱然，民間為這次勝利而感到高興，然而，對司法界而言，這是一大悲哀。長此下去，內地的法治將不會有任何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