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官員薪酬調整，正常時期有鄭海泉做主席的獨立委員會，經過嚴謹的檢討程序後，作出建議，通常會適用於一屆特區政府的五年任期。但在非常時期，通過減薪向市民展示政府領導層與民共度時艱的決心，則是行政長官的一項重大政治決定。

同樣面對經濟嚴重衰退，市民比較○三年董建華決定問責官員減薪一成，與曾蔭權的做法極之不同，前者果斷、迅速、有力度，後者猶豫、拖沓、欠誠意，曾蔭權以「強政勵治、福為民開」為號召，今次處理的手法，遠不如董建華的乾淨利落。

問責官員減薪與高級公務員綑綁，同為五點三八，向公眾傳遞錯誤訊息，亦直接促成高級公務員不得不減薪。參考○二年四月政制事務局向立法會呈交的文件，當年政府接受顧問公司的意見，以五十六名來自具代表性大企業的行政總裁薪酬的中位數作為參考，釐定出司局長的薪酬，其原則是：問責高官的薪酬與大企業的頂級精英比較，而非一般高級職員，由此可見，與一般高級公務員綑綁之不合理性。

倘若高級公務員減薪幅度是五點三八，則為了體現問責團隊勇於承擔政治責任，後者應該減薪至少一成五。公眾一向接收到的訊息是，問責官員與常任公務員是兩層性質不同的公職人員，薪酬也有相應不同的區分。

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上場年多以來，除了極個別官員有不俗的成績之外，大多數人讓公眾感到毫無表現，甚至完全隱身，而此輩薪酬之高亦極不合理，今次所謂減薪，與公務員作綑綁式處理，相信難以過得公眾這一關。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公僕薪酬調查結果，大幅下滑的機會甚高，是否屆時又再一次以綑綁式處理問責官員減薪呢？曾蔭權有責任向公眾清楚解釋箇中的理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