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北京推出九七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港人對此大致有三種態度：一是支持擁護，認為這是九七香港必須回歸中國，主權問題中國不可能讓步情況下，對香港前途最好的安排；二是半信半疑，無可奈何的接受；三是表示反對，認為北京不可能信守承諾，九七後北京必干預香港事務，甚至會對香港實施社會主義改造，香港將成為一九四九年後的上海或一九五九年後的西藏，共產黨的承諾是絕不可信的。
第一種態度的人不多，第二種、第三種態度的人不少。他們當中有能力的便紛紛移民他去，沒有能力的或有某種政治使命感的則留下來，組織團體，參政議政要和北京鬥一鬥，「捍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力抗北京極可能（有人甚至認為是必然）違背承諾。他們那時認為，最根本、最管用的方法就是推行普選，還政於民，民主拒共；英美西方世界自然也支持他們的所想所為。
然而，回歸後，他們完全估錯了形勢的發展，北京也估錯了。歷史給兩者同時開了玩笑。回歸後，北京信守承諾，對香港事務小心翼翼，謹言慎行，自我約束到了嚴苛的地步。
回歸後，新華社改名為中聯辦，主任姜恩柱是老資格的外交官，北京派他「坐鎮」香江，就是因為外交部的幹部最講紀律、最小心謹慎。姜恩柱表示，香港是一本非常深奧的書，不易讀懂，就是表明他會很小心謹慎的處理。果然，在香港那幾年，他一直「埋頭讀書」，從不動手「作文章」，發議論。
北京以為約束和謹慎為「港人治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港人可以「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可以大展拳腳把香港治理好，北京也樂得當甩手掌櫃。然而，香港的形勢卻出乎北京意料，北京的自我約束除了令反對派更加猖獗、咄咄逼人外，香港的管治乃一塌糊塗，「港人治港」幾成港人亂港。
形勢如此，重新評估「港人治港」，甚至作出調整，勢不可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