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青年節之際，有民間青年論政團體發表名為《對香港的六個冀盼》的文章。在商業掛帥的香港，當不少青少年對金錢趨之若鶩，但對切身的社會問題鮮有關注，對政治冷感，且認知不足之際，見到部分青年人提出對香港的冀盼，願意肩負起社會責任，尤是欣喜。
再看這六個冀盼，分別為：第一、政策要有嚴謹研究作基礎；第二、社會要讓新思維和創作力有發展空間；第三、要有自由多元的言論空間；第四、讓社會不同立場和階層者參與管治；第五、確立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價值；第六、正視作為香港人的身份。
我們不會質疑冀盼的重要性，但這只道出今日香港一小撮社會表象，仍是很零碎、不夠全面。說到底，六個冀盼背後的大原則是甚麼？根本問題是甚麼？為何只得這六個冀盼被高舉，而不是其他冀盼呢？冀盼之間有沒有關連，是故要拿出來一併討論？用哪種方法讓香港朝着最終目標進發？
文章在「五四」前後發表，我就以「五四」運動為例。「五四」運動從一系列反帝制、反封建運動，走到「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打倒孔家店、學習西方、崇拜「德先生」和「賽先生」、提倡白話文等。有人說「五四」運動就是「新文化運動」，「五四」精神就是民主與科學。新文化、民主、科學只是方法，一切都緣起自強救國的覺醒，這才是「五四」精神所在，亦使我們明白到奮鬥的方向。
這些冀盼都是方法，是為我們的最終奮鬥目標服務。提出方法前，必須先搞清楚根本問題所在，明白問題癥結才能明確方向，切忌把用語說得高深莫測。我們不會質疑這六個冀盼的重要性，但要是我們對最終目標仍然茫無頭緒，這些冀盼又有何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