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一個前無古人、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鑑的事情，北京和港人從理解到實行都是摸着石頭過河。現在十二年過去，觀其發展，大家在觀念和執行上都有不少的變化。中央最初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背景是收回主權後香港的制度和現狀盡量不變，這樣才能讓港人放心，讓國際投資者放心，保持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在這樣的認知下，北京對此採取了兩條：一是自我約束，對香港內部事務謹言慎行；二是約束內地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不得「直接」和香港特區政府打交道，須經中央批准和通過國務院港澳辦辦理。
那段時期，港人理解和認知的「港人治港」也有兩條：一是要在制度上乃至施政、政策制訂上與內地「隔絕」，即設所謂「防火牆」；二是香港的事情就只應該香港人說了算，甚至涉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涉及與內地事務，香港也應「大晒」，為此，香港剛回歸就鬧出「人大釋法」風波。
上述心態和狀況，大約主導了回歸後五、六年的時間。那段時間正趕上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疫情，香港管治亂象叢生，經濟一塌糊塗。最終，香港要靠中央送經貿「大禮」，要靠內地的經濟注入活力，才能走出低谷。此後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隨着內地改革開放的發展，隨着香港經濟的變化，香港再不可能「獨善其身」，香港的經濟結構必須轉型。
然而，轉型談何容易，弄了幾年，連方向都找不到，之後更不得不承認香港只有和內地經濟融為一體，特別是和珠三角經濟融為一體，才能找到出路。事情到了這一地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無論北京還是港人，對港人治港怎麼治也不能不產生變化，不能不有新的思考。
總趨向是，北京要放鬆自我約束，港人也不再大談甚麼「防火牆」；就是有人談，也顯得那麼蒼白無力，不合時宜，沒有市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