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無辜扣留在維景酒店七天的一對英國伴侶，被囚期間在酒店內展開籌募濟貧運動，共籌得等值約三萬港元的購物券、入場券及其他物品，送贈本港貧困人士。身處不幸，仍不忘比自己更不幸者，乃極高情操、人類關愛典範。
但冷靜想深一層，「維景抗疫騷」的社會代價，能靠上述高尚行為彌補嗎？酒店附近商戶生意大受影響，有食肆東主表示每日生意由一萬元大跌至一千元，每天損失九千元，單此一戶七天的損失已達英人伴侶所籌的一倍。究竟整個小區為數眾多商戶的損失，由誰補償？
有論者認為，若不採取嚴厲「圍堵」行動，一旦社區爆發，弄致停課、停市，損失更慘重。這擔心有理，但「圍堵」行動並無法阻止病毒入城，並非每名新流感患者都如這墨西哥病例於第一時間「自首」，接受隔離，更多帶有病毒者，尤其流感病情不重的，只要在社區多留幾天，便會把病毒傳開。隨着全球感染人數不斷增加，已有帶病毒者進了社區，並開始播毒是意料中事。
再者，被扣留維景酒店內的二百多人，天天集中量體溫、吃飯、開派對，倘若當中確有人已受感染，酒店內出現人傳人的可能性絕對存在。而檢疫期間政府更提供酒精飲品安撫他們，但酒精令人體免疫力下降，更易受感染。在「嚴厲」措施背後，不難發現充斥着極為危險的矛盾。
最令人咋舌的是，將從疫症隔離處內取出的四十一箱剩餘物資，竟分發給免疫力較成年人薄弱的兒童。這究竟安全嗎？符合感染控制原則嗎？說穿了，這不外乎是政府公關機器處理「抗疫騷」，贏要贏盡的畫蛇添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