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五四」運動，至今已有九十年，學術界每論「五四」，感慨斯人已遠，典型夙昔。
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在上世紀初掀起了思想及政治風雲，當年的一代哲人推動着民主與科學的追求，然至今仍有未竟之夢。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因青年學生不滿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允許日本接手德國的山東租界，發起了罷課、示威活動，隨後演變為罷工、罷市運動，並蔓延到天津、上海等多個大城市，救亡成了「五四」的主要課題。當年中國的衰敗，列強的侵襲與割據租界，愛國護國之情的激流終於爆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學生運動成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也是思想的啟蒙運動，在緬懷「五四」運動之際，更應力求從歷史的悲情走出，反思如何取得社會的公正核心價值。
其實「五四」運動由萌芽而後在台灣成長，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精神代表人物都到了台灣，也在台灣播下了發展的潛因。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起源於北大，傅斯年任台大校長也就承繼了北大的精神，也奠下了台灣民主的基因，民進黨一直十分自負地說他們推進了台灣的民主，但實質上「五四」運動的學界已在台灣播下了民主的種子，隨着政治土壤的滋養而得以發揚光大。
兩岸對於「五四」運動有不同的詮釋與認知，一九一五年陳獨秀推動了新文化運動，點燃了革命的火炬，成為共產主義的火種，因之中國大陸談「五四」精神，主調就是愛國主義運動，所以從大陸政治視野來看「五四」運動乃是革命的愛國政治事件，亦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火種。
其實，論「五四」運動，談「五四」精神，其真義應是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追求，如今在中國的政治中仍不見德先生，或許在紀念「五四」運動時應有更深沉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