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胡適提倡白話文，北大教授黃侃反對。有一次，黃侃講課時盛讚文言文的高明，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十一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四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一九三四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鼓吹白話文如何優秀。有個姓魏學生說：「胡先生，難道白話文就沒有絲毫缺點嗎？」胡適說：「沒有的。」那學生說：「肯定有，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我打電報拒絕，覆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他叫學生試用文言寫電文，最精簡的一份有十二字：「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說：「我用白話寫，只有五個字：『幹不了，謝謝！』『幹不了』就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對友人表示謝意又暗示拒絕。」
以上第一個故事，「妻喪速歸」也可寫成白話「妻死快回」，兩者都可使人明白。第二個故事也可寫成「恕難從命」，亦文亦白。所以，要將文章寫好，我主張「文白結合」。我的恩師張默生教授說過：「要寫好白話文，首先要學好文言文。」民國時代的作家，朱自清、郁達夫、梁實秋、林語堂、聞一多等等，古文根底極好，白話文也就寫得傲視古今；共和國時代白話文太濫，而且盡是政治白話，也就出不了「文學大師」。日前和朋友閒談時我說：「《三國演義》歌頌諸葛亮，羅貫中寫『諸葛亮詭計多端』；我們這個時代，誰敢用『詭計多端』來形容領導人？所以，文學事業不可能有了不起的發展，語言太不生動了！」
香港回歸後，某文學刊物最高銷量「每期三百本」，嗚呼！「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