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金:閒人可養 惑眾難容

輿論質疑政府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欠缺透明度,資助項目又可能與中央政策組工作重疊,且研究結果至今未見發表,惟由○五年開始至今,計劃已撥出約四千五百萬元。小市民對學者每每肅然起敬,皆因他們代表「高尚人格」,所識所學遠超常人,但這不過是久而成習、不經大腦的神經反射而已。

有花費近百萬元的項目,研究人們在香港社會晉升與其能否把握機會的關係:究竟是多靠努力,還是多靠運氣?據悉,研究報告已提交政府。

試問斥巨資作這項研究有何作用?若發現晉升主要靠運氣,政府是否便教育市民毋須努力,日日等運到即可?反之,人須努力才有成就的道理,師長由幼稚園開始已不斷灌輸,又何須花費研究?調查是否要揭示哪些特質令人成功晉升、哪些因素令人失敗?但究竟是事前預測,抑或事後孔明?若是前者,社會是否須預留高位給有成功特質的人?若是後者,論成功者為何成功,不管文獻或消閒書籍早已多如恒河沙數,又何須花公帑研究?

為研究而研究、自命世外高人者,一生躲在象牙塔內渾渾噩噩,似已洞悉世情,知人所不知,實質上是對普羅大眾的世界一無所知。做社會學研究的,原來是做跟社會現實脫節的研究;做文化研究的,原來只是建築籬笆,鞏固自己的小眾次文化。

這些所謂「學者」的一言一行都不打緊,橫豎社會富裕,養些高薪閒人作為點綴亦無妨。但是,若學者為了「荷蘭水蓋」或進身管治階層成為局長、副局長,而甘願以一己權威,充當政府喉舌,妖言惑眾,則市民的損失已非養閒人的公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