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讓唐英年「管樹」、「護樹」，輿情立刻把這件事和當年老董讓他當「掃街大隊長」聯繫起來，認為二者何其相似。為甚麼會這樣呢？此乃「政治」作怪也。這個「政治」不是老百姓、輿論界無中生有的，而是大家這些年觀察香港政壇、政治風雲變幻所得。
香港推行高官問責制不久，一直和董建華明爭暗鬥的陳方安生就「劈炮唔撈」。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接替其位，出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則出任財政司司長。高官問責制下的政務司司長實權已不比當年，更比不上港英政府的布政司，只剩下一個香港「二號人物」的尊貴虛名。曾蔭權之所以坐上這個位子，一是「事出突然」，中央和特首沒有準備；二是接位者順延向上，這是「事出突然」的「合理」安排。後來，老董「腳痛」，半路請辭，曾蔭權當上特首，也是這樣的路數，是運氣使然。
因此，由財政司司長到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雖然官升一級，但董建華不喜其人的說法還是在政壇流傳。當上政務司司長後，在「西九項目」問題上，曾蔭權「前倨後恭」，既擺不平發展商，也消除不了輿情的種種疑惑和批評，只好收回「計劃」，推倒重來，令曾蔭權的能力備受抨擊。沙士之後，曾蔭權在香港官場「改制」之下已無所事事，遂被老董委派全盤統籌「衞生清潔」事宜。
此凸顯了兩條政治訊息，一是高官問責制下，政務司司長已經「變質」，淪為「救護隊」、「臨時工」；二是老董「看不上」曾蔭權。前者屬「制度政治」，後者屬「人事政治」。
今天，曾蔭權早已坐上了老董當年的位子，唐英年也坐上了曾蔭權當年的位子，但「制度政治」依舊，「人事政治」依舊。高官問責制繼續實施且進一步擴大，曾蔭權比董建華有更強烈的權力欲，更不把政務司司長當回事。曾蔭權和唐英年的關係，比當年老董和他的關係更讓人議論紛紛，這當中還加插着一個他的「真兄弟」曾俊華和唐英年「博弈」未來特首寶座。曾怎麼對唐，必被質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