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或押後、或取消提交草案予立法會審議，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在電台節目內認為，他們能做的有限。他倆定期與唐英年司長會面，檢討立法進程，每次都有表達不滿，每次都要求政府如期提交，不要待臨近死線才提交，然後透過輿論逼立法會盡快審議，因為太快，會導致「走漏眼」。
每次，唐司長都認同，但承諾歸承諾，距離今個立法年度結束只有不到三個月，政府仍未按立法議程向立法會提交二十條不同的草案。
回歸後，議員少了機會提交議員草案，角色更被動。許多重要的議題，如樹木保護法和檔案法等，都需要草擬新的法例，議員可以作口頭質詢，可以提出書面問題，但問歸問，政府有千百種理由可以拖，不予跟進。
我問兩位議員，為何立法不能由立法會的研究主導？以樹木保護為例，除了康文署，還有其他七個政府部門負責種植和保養樹木，他們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做法，有些甚至用錯誤的方法，例如在小樹旁鋪磚，結果把樹根重重圍住，又例如在維修斜坡時不預留空間讓樹根伸展，反而用噴漿蓋過根部。
立法會是否可研究，別的城市在保護樹木方面有怎樣的法律框架？會否成立統一的保護樹木部門，制訂專業職系的資歷，讓這專責部門有足夠知識和專業去研究和護理樹木，而所有或會影響樹木的工程，都必須按照有關法例和指引進行？
我問，若立法會採取主動走訪新加坡，率先提出樹木保護法例的框架和主要內容，定可製造輿論壓力，迫使政府加快制訂樹木保護法例的工作，也可讓立法會的形象提升。
大家都認同，這做法也許行得通。至於檔案法，也可由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先作研究。問題來了，有議員說，檔案處直屬行政署，原來沒有對口的事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