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的某一年,曾在加拿大的寄宿學校唸書。那仍然是個電腦並不普及的年代,更遑論可以隨時在網上跟友人通訊?雖不致於古代的飛鴿傳書,但郵寄親手寫的信件,說得上是當時一般學生可負擔得起的唯一聯繫途徑。像《那些年》中,柯景騰入讀大學時般排隊打電話的情況固然每晚出現,但每分鐘約$7~$10的沉重代價,並非人人花費得起,我不是沒有,但至少很節制。
記得那段學生生活很嚴謹,在每晚2小時的強制性自修時間後,各人從各地寄來的書信便會被分發好並放置於宿舍走廊的巷頭,給我們讀書後自行領取。當發現書信有自己份的一剎那,真的開心得成個人彈起,無論信件來自香港的男友、新西蘭的老友、澳洲的舊同學、英國的表哥,還是老家的父母,完成等待後的喜悅心情,傾刻化成難以言喻的幸福感。讀完後,一再細看甚至再三回味由各個摯親寫下的筆迹,人在他鄉也深感從遠方送上的溫暖。
不僅是親友的信件,那時要守候漫長等待歲月的,還有卡式錄音帶。有的,是由一班舊同學一起錄音的90分鐘「無聊齋吹」;有的,是朋友專程為我按時收錄的電台節目。現在珍貴地收藏在我床下底的,就是當時軟硬天師節目《老人院時間》系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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