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寫了3篇講補習，其中1篇《補習不是教育行為》（2012年6月9日）有幸收錄於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文檔庫。上星期學生告知，有同學於崇基畢業論文報告中引用了此篇。得到這些回響，決定添食3篇。
根據報告《補習文化》（台灣中研院2007年9月），「補習一旦演變成流行文化或社會風俗後，要消失就會變得很困難。補習的人愈多，愈加稀釋了補習的不公平性等缺點，補習帶來的道德壓力就愈小。這可能就是現今台灣的情況。」我認為這也是香港的情況，從前補習是不甚光彩的事，因為補習代表你成績不濟，心理包袱很大。現在，惟有補習才算跟得上潮流。
同理，補習人數愈多，補習人員的數目隨即增多，便愈加稀釋了補習人員的道德壓力，因此環顧四周總會有他們的廣告宣傳牌，例如巴士、港鐵燈箱、大廈外牆。此外，補習人員的學歷愈來愈高，以往只有學士和修讀式碩士，近來還多了研究式碩士（M.Phil）和博士。標語也從以前的高調型，如「最強的我，出最強的你」，變成今天的低調型，如「補文學，補大文豪」。
這股補習文化發展得連師生稱謂也改變了，很多補習人員都不用「老師」，用「名師」、「恩師」，有次我甚至看見有人用「講師」。稱呼自己學生不用「學生」，而用「門生」、「徒弟」等。可以看出，補與被補的關係有意識的要跟傳統的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割裂出來，自成一體。
補習風氣成了潮流本土文化後，不論你接受不接受，它都會發展下去，成了本土手工業。如果我們需要保育本土文化，重振本地工業，補習行業可能需要保護及鼓勵，而不是批評。（本欄逢周五、六、日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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