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忙着有關版權條例的事情，過程中最深刻的體會，是法律條文的不肯定性。當然，多年前讀法律和實習時，已知道法律和醫學一樣，外人看來很多問題也應有肯定的答案，但實情並非如此；對於一些爭議，答案很多時也取決於話事人（法官或主診醫生）如何判斷。
在《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上，簡單如「未經授權的二次創作到底有否刑責」的問題，這數周內我得到幾個截然不同的答案：以往一直以為沒有，是《草案》新加入了刑責；兩周前，有資深大狀說其實刑責一直存在，《草案》沒有新增修訂；但上周又有法律學者說應該沒有刑責，因為惡搞作品一般不會有「代替原作品」的效果。如此翻來覆去，足證條文艱深含糊，專業如他們也對這根本的問題爭辯不休，普通百姓又怎會理解？《草案》又怎可能在不延長和擴闊諮詢的情況下倉促通過？
這時候，有學者前輩提醒我，在糾纏於「二次創作」問題的同時，也應反思「版權」這概念是否過時、愈變苛刻和實在是個變種的「官商勾結」問題。也是，《草案》通過的客觀效果，是版權持有人在某些範圍內得到更大的保護，只要有錢向他們申請授權便可安心使用版權，否則便要提心吊膽，令版權的使用權高度集中在富人手中，妨礙知識的流傳。一些如藥物專利的法律，亦令窮人因無法負擔高昂藥費而失救。亦有報道指，一些國家如瑞士亦開始令個人用途的檔案下載合法化。
當然，在現今版權業界「反盜版」的呼聲中，提出「反思版權」之類較先進的看法，可能會被視為刁民；如何及何時提出，亦需有策略性的考慮。但開展這方面的討論，現在可能是時候了。
電郵：adriancpy2@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