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面笑匠，我在說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呂大樂老師。
呂老師早前跟我說了一個故事：他跟香港某有錢人談及如何可以幫助香港的世代問題，呂老師拿出了一個研究計劃，那有錢人聽完計劃後，說：「你有冇睇過《四代香港人》o架？」呂老師回答：「……睇過一次囉。」很明顯，有錢人看來不知道他眼前向他談及研究計劃的社會學家，就是《四代香港人》的作者。
「我都真係睇過一次咋，在我校對的時候。」呂老師說：「我冇習慣自己寫的書睇完又睇啊！」
《四》這本小書，只有萬幾字，嚴格來說，是一本小冊子。出版後，聽說賣了很多版。呂老師一分版稅也沒有，聽說是因為「本來以為它也不會賣很多，就決定所有版稅都捐給出版社好了。」《四代香港人》，由抒情文變成了世代矛盾的導火線。
世代矛盾最大的問題，不是年紀，而是精神年齡。上一代常說八九十後，「可能由於家境富裕」，所以工作態度差，一不順心就辭工。這種批判八十後的文章，連同八十後回應的文章，重重複複，於網絡滿天飛。批判的只會說八十後脆弱卻要求多多，八十後又說他們只是做合理的事情，有何不可？
有一次，去一家中學分享，有一個學生問我：「日本有沒有八十後問題？」當下我想了一會……日本人是有「就職困難」的問題，也有自由工作者慢慢發現自己被整個社會制度騙了。但是，日本社會再無恥，也不會把問題的風眼轉向日本的年輕人不夠實力，也不會渲染成一種集體性格缺陷。日本的商務雜誌都教上司如何使用性格有轉變的員工，而不是遷怒年輕員工的個人質素。
八十後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誰造成八十後的問題？是人天生出來就賤，好逸惡勞嗎？抑或是整個社會的業（Karma）得出的結果？
讀\說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