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筆陣：SIFI標籤本末倒置

SIFI標籤給大型金融機構帶來不少苦惱，主要是一旦有了這個身份，就要接受更嚴格規管，為監管機構提供更多資料，還要恒常保持更大的儲備，SIFI的合規成本無形中大增。

縱容企業 問題所在

聯邦政府主審法官質疑為甚麼要假定企業會倒閉，假定企業會倒閉不是風險分析，而是純屬最悲觀的假設。法庭這個判決給監管者帶來莫大苦惱。

○八年金融海嘯後Dodd-Frank Act獲通過，監管機關權力大大增加。推翻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金融穩定監管局）給Metlife的定性，即時衝擊了Dodd-Frank Act的一個重要支柱。

金融機構體積過大並與眾多大小公司財政關係密切，一旦倒閉，所造成的惡果勢將大至難以承受。○八年由於購入的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因出現大量承保的信貸違約，資本無法承擔賠償額，政府為免AIG倒閉造成連鎖反應，出手拯救，以公帑大量注資以履行賠償責任。

AIG一役最終為聯邦政府帶來盈利，但當初確是冒着重大虧損的風險去打救。AIG為「大至不能倒」立下先例，引來監管機構對SIFI提高資本和披露要求亦好像言之成理。

AIG若按一般承保所需的資本要求來承保信貸違約，資本不足事故根本不會發生。缺乏所需資本而貿然承保才是根本問題。為甚麼監管機構縱容這樣的事，才是問題所在。

監管機構有恃無恐

如今出事，監管機構沒有一個出來問責，卻拿着SIFI這個標籤緊箍圈要給大型金融機構戴上，依我看來，是監管機構逃避責任的表現。他們不敢承認曾失職，沒有切實要求金融機構履行基本的合規義務。甚麼SIFI和Proprietary Trading（坐盤交易）都只是虛招。若槓桿比率合理、承保額有合理資本支撐，應倒但大至不能倒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站在監管機構立場，權力當然愈大愈好，一來或真的可以安全一點，二來可達Empire Building（擴張地盤）效果。

站在公眾利益角度，製造SIFI標籤以便嚴加管制，其實有害無益。要求大型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特別高，除影響它們營運，還可能有道德風險之虞，即監管機構更可有恃無恐。

重建問責制防風險

防範系統性風險最根本的，應是重建監管者的問責制度，和重建金融市場文化，避免急功近利、罔顧法紀。

像LIBOR和外匯市場的集體違規操控事件，居然發生了，還有所謂倫敦鯨的違規操作事件，原來都有上級默許。不去正視金融市場唯利是圖文化及問責問題，只管向大機構開刀，是極之懶惰及不負責任。

何濼生　

香港大學經濟系學士、多倫多大學經濟學博士，專攻政策研究。研究範圍包括社會保障、教育、醫療、房屋、宏觀經濟、國際金融等。曾任職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經濟部及安大略省經濟局，回港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及嶺南大學先後任教，現為嶺南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