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國外媒體稱，二○一四年是中國年。依以往習慣，這是叫好的說法。譬如，踏入廿一世紀之初，國際就說是「亞洲世紀」，是亞洲的輝煌時期和投資熱點。然而，「二○一四年是中國年」說法可不是輝煌或投資熱點，而是因根本性的改革，令到中國舉世矚目。
中國當前鋪排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深度改革，用內地的說法就是涉深水區、攻堅，意味着觸動現有體制及既得利益，開創市場化、開放的政經體制。正是因應如此深層改革，以致脫胎換骨必有「陣痛」，一四年對於中國有這樣的特點，可說是中國的痛年。海外矚目的是，痛加改革後冒起一個新的中國。
經濟體制重塑，發展模式轉換，改革之痛可以預期。以宏觀為例，經濟增長放緩可帶來財政、國民收入的下降，由高增長轉為長期中速增長，更恐怕是增長速度的長痛。以微觀為例，內地業績最優企業，多為壟斷性經營，包括銀行、電訊、石油、電力及煤炭等大國企，獲壟斷利潤的好日子不再，難免面臨盈利縮水、結構重整。
改革作為經濟重整的過程，勢拖累經濟與企業增長。同時，當局政策運用更被迫以「緊縮」為主，相對高增長時期的「無痛狂歡」形同天壤之別。在這樣的改革痛苦期，絕非值得押注投資之時。若說買改革有成的預期，一四年新一輪改革才起步，只怕為時尚早。
「二○一四年是中國年」，鍾經緯認為，改革舉世矚目是一回事，投資價值高漲是另一回事，二○一四是中國痛在改革的一年，若作投資有為之年看待，恐怕表錯情。
鍾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