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筆陣：貿易大轉勢

全球出口值自五十年代至今已上升三倍以上。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主因可分政策和科技因素：（一）入口關稅——歐洲和美國在一九五二至二○○五年間，將入口關稅調低60%以上；（二）科技進步——科技改善令運輸成本大幅下調，貿易成本顯著下跌。此外，資訊科技急速發展，令貨品生產更易分散於不同國家和地區。

貿易模式六大趨勢

在全球貿易量大幅上升期間，貿易形態亦在不斷改變。根據IMF的研究結果，國際貿易模式在過去四十年間有下列主要趨勢：

（一）新興經濟體佔環球貿易比重不斷上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貿易量佔全球總量比重，由一九七○年的60%下跌至二○一○年的35%。中國在二○一○年成為僅次美國的貿易參與國，當年貿易量的全球比重接近12%。

（二）歐洲和亞洲的區內貿易增長強勁。若計算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和亞洲三個區域內的貿易量增長，歐洲和亞洲兩區域內的增長遠超北美自由貿易區。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日圓升值潮加快亞洲新興工業國的經濟轉型，增加貿易量。

（三）中國貿易相連（Interconnectedness）程度上升。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的重要性或整體貿易相連程度，可根據其貿易量、貿易夥伴數目和貿易夥伴在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作出估計。中國的整體貿易相連程度從一九九九年的全球第八位，升至二○○九年的全球第一位。

（四）新興經濟體參與高科技貨品出口程度增加。傳統而言，美國、歐洲和日本擁有科研人才及高科技生產設備，這些國家因而掌握出口高科技產品的優勢。然而，過去三十多年來上述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其他國家在高科技貨品的生產能力得以上升。

（五）新興經濟體的出口結構趨近發達國家。出口程度愈相近的國家，在出口市場的競爭可能愈劇烈，同時可在生產過程中更易合作。中國的出口結構不斷趨近日本、美國和歐元區，可反映中國已積極參與上述發達國家的高科技貨品生產。

（六）生產「垂直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程度增加。運輸科技和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令企業更易將生產工序分配於不同地區和國家。根據經濟學者的推算，各國平均非本地附加值佔出口值的比例，自一九七○年的18%，上升至二○○五年的33%。這些非本地附加值可包括其他國家供應的服務、零部件，以至科技和設計的知識產權收費。

人才服務必須升級

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國際貿易模式正經歷改變，環球供應鏈決定不同國家的生產和貿易模式。貿易服務是香港的重要行業，香港在環球供應鏈的競爭力對本地經濟關係密切，正面對兩方面挑戰：

（一）隨着勞工成本上升，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位置必須上移。香港是南中國供應鏈的重要一環，更需要提升貿易服務質素，配合中國維持在全球供應鏈的競爭力。香港為不少中國企業安排原部件和製成品的供應鏈管理（包括採購、倉存、運輸和包裝等），必須不斷改善貨物、資訊和資金的跨境流動效率和成本，國際機場以至香港航空貨運業的效率，將影響香港在環球供應鏈中的競爭。

（二）環球供應鏈愈緊密，地區干擾對國際貿易影響愈大。地區干擾可來自天氣、戰禍、罷工，以至個別國家的政策。環球供應鏈管理人員必須面對國際性和多變的挑戰，並尋求解決方案。競爭力決定於人才素質，香港能否培訓足夠富創意、國際視野和善於解決難題的人力。

馮嘉耀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經濟教授、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並曾任中文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商業經濟）及中大商學院企業經濟學碩士課程主任。研究範圍包括國際經濟、中國經濟、香港經濟及航空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