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後大部分時間,主要國家的勞工供應均被視為「非周期性」(不受商業周期影響),經濟分析員可單靠失業率量度商業周期,毋須考慮勞動人口參與率。同樣地,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方面,失業差距(失業過高)和產量差距(產能過剩)可以大致視為相等。
然而,在二○○八至○九年的大衰退期間,不但失業率上升,勞動人口參與率亦下跌2.7個百分點,是戰後首度錄得顯著的周期性跌幅。這意味着由於經濟復甦,不少曾離開勞工市場(即停止求職)的人可能重新物色職位,導致失業率跌勢減慢,需要較正常更長的時間以達致充分就業。事實上,若參與率重返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將導致勞工市場的產量差距延遲收窄,當局可能放寬貨幣政策多一段時間。
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就業增長自一九九五年起表現分歧,其中一個原因是受惠於資訊科技普及化,帶動一九九○年代中期的生產力增長(每年2.26%)高於一九八○年至九五年(每年1.54%)。然而,隨着經濟增長自財政懸崖以來減慢,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暫時跌至低於就業增長的水平。
參與率是影響就業率變動的第二項因素。有關數據指年齡高於16歲、並已受聘或正積極物色工作的勞工佔人口比率,不包括不再積極物色工作的人。自一九五○年以來出現兩項主要趨勢:男性參與率出現緩慢的長期跌勢(部分由於壽命延長,使退休男性的數目增加;部分則由於接受教育的年期增加),女性參與率則於一九五○年至約二○○○年急升,但似乎已見頂。
可能令人意外的是,上述比率因經濟衰退而出現的波動甚低。然而,在最近的經濟衰退中,整體參與率從二○○四至○八年的平均66.1%,大幅跌至一三年六月的63.4%,主要由於分子(已受聘及積極求職的人士)的升幅低於分母(民眾人口)的升幅。若參與率重返金融危機前水平,失業率或延遲下跌。
我們已評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與就業職位增長的關係、勞動人口參與率(男性和女性)長期變動的影響,以及二○○八至○九年大衰退期間出現顯著的周期性跌勢。此外,全職和兼職職位數目的差距亦於過去數年大幅變動。在一九九○至九一年、二○○一年、二○○八至○九年的衰退中,兼職勞工的比例均有增加,全職勞工比例則減少。
信貸和樓市泡沫構成負債過高的問題,並使現時美國經濟復甦的增長低於標準,意味着就業回升的步伐較正常緩慢。由於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加上職位質素轉弱(即全職職位相對兼職職位減少),使勞工市場正常化所面對的挑戰加劇。有關理據反映儘管上述問題嚴重,但大致屬周期性,可隨着經濟復甦而逐步扭轉。然而,鑑於早前失去信心的勞工重新成為勞動人口,失業率將需要較正常更長的時間下跌。
基於達致充分就業可能延誤多年,聯儲局可維持量寬貨幣政策的時間,將遠較一般情況為長,意味着當局的加息步伐較緩慢,並暗示商業周期的升勢可能較現時投資者的預期更為持久。
祈連活
祈連活(John Greenwood)為景順集團首席經濟師,亦從1998年起獲委任為香港外匯基金貨幣發行委員會的委員。祈連活最為港人熟悉的是其「聯繫匯率之父」的稱譽,這緣於1983年他以Asian Monetary Monitor編輯的身份撰寫了一篇文章,提出聯匯的好處,同年港府亦決定把港元與美元掛鈎,至今依然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