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底，筆者以題為《城投債是計時炸彈》一文中指出地方債務的高速增長對金融體系構成隱憂。自○八年中央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後，地方政府紛紛成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向銀行體系進行大規模借貸，到一○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據保守估計已達至107,174億元（人民幣•下同）。
由於借貸金額急增，加上貸款質素參差，以及部分平台公司以新債還舊債的形式維持營運，中銀監於一○年開始收緊對地方債的監控。一一年，中銀監要求所有銀行不得再貸款給有不良貸款紀錄的地方融資平台；到了一二年更要求各銀行原則上不得新增融資平台貸款。這一連串舉措，筆者相當認同，在全球經濟不穩和內地銀行風險上升的大前提下，中銀監傾向較謹慎的監管是恰當和務實的。
然而，今年四月九日，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將中國的債務評級由「AA-」降至「A+」，主要理據是地方政府負債再度增加，地方債務不透明，導致中國金融體系面對的風險加大。一星期後，另一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債務評級展望由「正面」下調至「穩定」， 箇中原因同樣指向地方政府債務未能有效監控。
這兩項消息一出，其他大行（如摩根大通及花旗）便開始沽出A股，上證綜合指數在四月廿六日跌至2177.91。評級機構中降級，加上大行沽貨，令內地分析界提出外資「陰謀論」，指摘外資製造消息，興風作浪，從中獲利。
筆者並不想揣測大行的真正動機，但細心察看，不難發現評級機構的擔憂並非全無根據。自一○年中銀監加強控制下，地方性債務由一○年的10.7萬億元，下降至一一年約9.1萬億元，但到了一二年底，數字又再次急速躍升至12萬億元的水平。
更令人憂慮的是中銀監在今年四月十五日推出《關於加強一三年地方融資平台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對融資平台貸款的口徑比以前更為寬鬆，容許新增貸款「支持符合條件的省級融資平台、保障性住房和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的合理融資需求」。同時，更把原先文件《討論稿》中的「負債率高於80%的平台貸款不得新增（借貸）」改為「…資產負債率高於80%的平台貸款佔比不超過上年，逐步減少發放」。
監管口徑的放鬆很可能與第一季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至7.7%有關，數字比去年第四季的7.9%增長下調0.2個百分點，加上中國四月份的製迼業採購經理指數創出近月新低的50.5（三月份為51.6），顯示工業生產在第二季有放慢迹象。種種數據令中央不敢大力收緊平台貸款，但假若經濟真的向下調，地方財政收入必降，到時地方政府能否好像以往數年對貸款包底，做到零違約呢？如真的發生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債務，金融體系面對的風險和不穩定性絕對不能忽視。
鄺志良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包括中國經濟政策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