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筆陣：投資在人

自由放任激勵企業家

港英制訂經濟政策，主要根據「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和「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原則，政府角色和權力受限制，主要提供必要服務（如法律、治安、醫療和教育等），盡量避免干預市場。當時香港經濟正值起飛，較倚重出口導向的輕工業（如電子產品、成衣、玩具等），但政府並沒有實施任何產業政策去支持和扶助。那時香港出現不少成功企業家，利用有限資本，小心衡量風險與回報，配合冒險和創新精神，為自己和香港創造不少財富。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驕人經濟表現，引來不少經濟學者讚譽。諾貝爾經濟學者Milton Friedman，曾稱讚香港為市場經濟的典範。另外，經濟學者Alwyn Young曾比較過亞洲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台灣）的生產力，他發現香港的生產力表現比其他三地高，主要因為香港沒有實施任何產業政策，沒有對企業作出援助，企業必須盡力改善效率和生產力，才能在競爭劇烈的國際市場生存。

製造業回流效用成疑

金融海嘯後，香港的金融業和貿易服務業大受打擊，有聲音提議應通過工業政策吸引製造業回歸，以刺激本地就業和經濟。

企業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陸續將製造業自香港遷出，正好反映他們順應市場變化靈活走位。如果特區政府想用工業政策吸引製造業回流，又能否於短期有效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否則，長期的資源投入未必會為香港帶來持續的增長動力。

香港已成為以生產高增值服務為主的國際城市，競爭力並不能依靠廉價勞動力，極需高質素人力資本。適齡學童、青年、在職人士的人力資本投資決定，不但為他們帶來回報，同時為本地大小企業帶來優質的高技術員工。如何提升本地人力資本或許是特區政府不能迴避的政策挑戰。

可是，香港的教育服務業，資金主要來自政府，學校更不是（或不應）以商業原則運作，很難保證投入教育的資源使用效率。但人力資源是香港保持競爭力的依靠，政府必須投入足夠資源維持人力資本質素。大學教育在現今新經濟擔當的角色不斷改變，成為經濟創新的推動力。過去幾年，大學資助委員會通過「先收回、再分發」的過程，要大學以新課程計劃競逐撥款，雖然對大學現有編制帶來震盪，但課程有機會不斷更新。然而新課程始終局限於現存大學環境內，創新程度有限制。

新大學模式培訓人才

新加坡政府一向積極吸納和培訓人才，近年更得到MIT協助成立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和課程設計，培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二十多年前創立的香港科技大學，也曾為本地大學帶來競爭壓力和新思維。

今天特區政府的政策重點放在房屋問題上，但香港更需要為未來規劃，可考慮再投入足夠資源，去引入有競爭力的新大學模式。

馮嘉耀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經濟教授、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並曾任中文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商業經濟）及中大商學院企業經濟學碩士課程主任。研究範圍包括國際經濟、中國經濟、香港經濟及航空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