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生於六十年代，經歷了香港由製造業主導的經濟，成功轉型至高增值服務中心的過程。製造業屬「勞工密集」行業，比較優勢決定於工資是否低廉。香港在七十年代經歷了一次由出口製造業產品帶動的經濟起飛，整體社會收入顯著上升，市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可是製造業的發展被有限的土地和勞動力供應制約，八十年代開始，租金和工資大幅上升，比較優勢逐步消失。
然而，近年中國的高速增長為香港不同的服務業（如物流、貿易服務、金融）帶來龐大需求，成為本地經濟結構重心。隨着中國急速增長，香港在過去二十年雖經歷幾次經濟危機，但整體表現仍驕人，本地人均生產總值已可進身發達國家水平。
可是，為甚麼貧窮未有在香港消失？為甚麼香港在過去二十年的高增長過程中，仍出現「收入不均」問題？
香港一向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資源調配主要依靠市場進行。政府雖沒對市場作出干預，但一些論者認為政府亦沒有着力解決社會問題。
政府統計處推算的堅尼系數數值變化顯示，香港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開始，直至近期成功經濟轉型，收入不均問題在不斷惡化中。前政府經濟顧問郭國全先生發表了一份有關堅尼系數和香港收入分布的意見書，認為香港有關堅尼系數的數值上升趨勢，背後反映一些社會的結構性因素。
根據他引述的資料，香港的勞動人口中持有大專教育水平的比例已超過百分之三十，而十年前只略高於百分之二十。他認為知識型經濟的收入分配有不斷擴大的特性：（一）在全球一體化下，愈多低工資地區參與國際貿易，低技術型勞工的平均工資會不斷下跌；（二）高技術型勞工的工資差距亦十分大；（三）低技術型勞工的工資於他們四十歲左右便開始下跌，但高技術型勞工的工資會隨年齡增加而上升。在人口老化趨勢下，高技術型勞工與低技術型勞工的工資差距將隨年齡上升而增加。
全球一體化是一個進行中的過程，收入不均是全球性問題。若社會大眾認為要改善現時的收入不均問題，究竟應以甚麼作為「再分配政策」的目標？相信很難找到放諸世界皆準的答案。
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內，並沒有私人財產，所有人各盡所能和各取所需。經濟改革前的中國，大部分人得到的工資和物質供應沒有大分別，但我們見到最少兩代中國人，為社會主義實驗付出沉重代價。
中國的經驗顯示，達致公平分配可能需要放棄高效率運作的市場經濟，導致龐大資源浪費。這相信是大部分經濟學者同意的結論：改善收入分配並非全無成本。大部分政府提供的福利，須以稅款支付，大部分「稅收制度」都會造成資源調配「扭曲」：增加所得稅會降低工作誘因、增加利得稅會降低投資誘因等，都是政府提供社會福利的成本。
當面對貧窮問題，經濟學家的責任是去評估不同福利政策的成本，而不是反對這些福利。因為最終是否實施，應是大眾在明瞭追求公平背後的成本後，才可作出決定。
筆者成長的家庭和眾多七十年代的香港家庭一樣，生活貧困而父母均沒接受正規教育。父母不能幫助解決功課問題，家庭收入有限亦不能聘請補習老師。父親只是經常說：「希望你能努力讀書，只要能考上大學，無論多辛苦，我們都會支持你完成大學課程。」這忠告成為筆者的動力，在當日大學學位鳳毛麟角下，成功考進中大經濟系。
筆者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始終是脫貧的最佳方法。香港已成一個供應高增值服務為主的經濟體，競爭來自全世界的優勢人才。提升香港年輕人的人力資本質素，不但是香港維持增長的動力，更是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必須助力。
馮嘉耀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經濟教授、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並曾任中文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商業經濟）及中大商學院企業經濟學碩士課程主任。研究範圍包括國際經濟、中國經濟、香港經濟及航空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