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調控房價，盡顯中央與地方交手過招的劇情起伏。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公布房價控制目標限期屆滿，竟然許多城市「不交功課」，所有已公布城市的限價目標，不論是與ＧＤＰ增速掛鈎，還是與居民平均收入增幅掛鈎，結果從中都找不到「降價」兩字。這顯然讓中央不滿意，住建部三月三十日下發通知，要已出台的限價目標，徵求民意酌情調整。
酌情調整實則是推倒重來，住建部還打起「民意牌」，深知民意不滿高房價，想用旨意加民意壓服地方官。廣州市有官員對推倒重來說「不」，理由是確定目標時聽取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及市民代表的意見。不管廣州市是唯一說「不」的，還是另有城市說不，中央與地方的拗撬已明顯化。
出現這幕劇情，暴露房價調控的深層矛盾。要求地方制訂房價調控的目標，鬧出因不合旨意要推倒重來，首先中央就未摸清民意，地方的態度也就是中央要徵求的民意。既然要地方官嚴格問責，就不應指望其訂一個合旨意，但做不到的「降價」目標，中央真以為地方政府有能力調降房價嗎？
高房價形成，有兩大體制性原因：一是土地財政。現行財稅體系是富中央、窮地方的模式，支配權在中央手上，在未對財稅體制動手術前，逼地方抽走土地財政並不現實。目前地方融資平台欠款約十二萬億，相當於地方財政年收入的兩倍，未開闢新的替代財源，就打倒土地財政，地方財政不是要破產嗎？
另一個體制性原因是貨幣氾濫。如果說土地財政是高房價的基礎條件，貨幣氾濫就是高房價的市場條件，貨幣與信貸超常規的擴張，是房價飆升的主要原因，貨幣氾濫激發通脹，至今還是市場形成買房抗通脹保值的關鍵。內地房屋需求屢調不降，主要不是與居住有關，而是與通脹有更大關係，房價於是有漲無降，通脹當然不是地方官能擺平的。
很明顯，兩大體制原因要具體分析，表面上地方政府作為土地唯一出讓方，就建房的麵粉價貴，推高房屋的麵包價，地方政府負有責任，尤其土地收入未撥建保障性住房，是由來已久的失職。但扭轉這種狀況，如前所述要回到財稅體制改革，挖走土地財政的劣根，這顯然是地方無權，中央有責的事情。
至於貨幣氾濫現象，是貨幣政策應對的事，是中央銀行的責任。貨幣回復正常化，房價調控才會容易。有專家倡議，將房價與通脹掛鈎，將存款利率與通脹掛鈎，形成存息跑贏通脹，房價漲幅低於通脹的環境，才能削弱瘋狂置業的意欲。這樣的倡議很有道理，借助恰當的貨幣政策，足以有效調控房價，中央不是更有理由問責央行嗎？不搞清根源所在，中央壓政策、地方玩對策，長此以往調控不會有好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