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的政治慣例，每一個「五年」計劃或規劃都是其後五年國家發展的總體綱要；在一屆中共中央全會上提出的方案，就理論而言只是建議，最終定稿需在下一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做出，但在實踐中，中共中央全會通過的「建議」，與最終稿差異已極小。內地媒體將此次「十二五」規劃建議歸納為四大「熱點」：
一、進一步健全市場機制，提高經濟動力活力；
二、加快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理順收入分配關係；
三、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加快推進城鎮化；
四、以政府轉型為「牛鼻子」，控制政府收入增速。
在中國的五年計劃或規劃中，第一次沒有出現GDP（國內生產總值）相關字眼。
總而言之，十七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十二五」規劃將綜合平衡發展、全民共同富裕作為具體、階段性目標予以提出，以此取代了過去三十年中以經濟成長、總體數量增加為核心的具體、階段性目標。
「十二五」規劃當然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它是在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又在相當範圍內出現發展失衡的基礎上，經中央到地方的無數次探討、碰撞後產生的綱領。在中央以下層面，在不少具體領域，這種觀念已在貫徹中（但更多的還只是觀念）。
十七屆五中全會開會期間，筆者在北京參加了由國家發改委主管的中國投資協會屬下創業投資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大會。會上，中國創投行業的諸多領軍人物、大小創投/私募主管、各地創投備案部門領導紛紛現身，聯合發布二○○五年《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的中央十部委，亦全有代表參加。
這樣一個以賺取最大化利潤為其終極目標的行業聚會，會上發言者卻多批評當前中國創投太過短視逐利，側重上市前私募，而不重視推動高科技潛力發揮的早期投資，無益中國經濟轉型。會上，中國「經濟轉型」成為頻出現的關鍵詞。明年初將舉辦的中國創業投資高峰論壇，將以貫徹「十二五」規劃，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為其主旨。
其實，「十二五」規劃之內容並無新奇之處。或者說，平衡發展、共同富裕本就是改革開放的題中之義。只不過，它們從長遠目標首次成為了主導性的現實目標。然而，這種轉變將是真正的「知易行難」。
一方面，轉變經濟結構、提升核心競爭力、環保與經濟成長並行，以致消除城鄉差別、推動共同富裕這些相對具體的目標，在現實中極難量化。然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形成的高效中國，尤其是地方、政府，已習慣於以諸如GDP翻兩番這樣的數量化目標，作為評判、獎懲依據。在數量化政績被弱化後，隨之而來的很可能是行政效率的下降，乃至動員能力的缺位，是地方政府行政的無所適從。近期發生的為達環保減排目標，而有地方強行拉閘限電的政府尷尬即為明證。
另一方面，亦更為重要的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可能導致既得利益集團巨大的牴觸、反彈。如果說過去三十年，還是社會各階層基本可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管治黃金期，那麼，隨着貧富相對差距的不斷拉大，這樣的黃金期已趨於結束。為了再次分配財富，政府必然要限制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但由此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公正爭拗，將是觸及國本的問題。中共常以「務虛」喻議政經管治事務。這篇務虛的短文涉及的，將是未來數年中國的一些重要務實問題。
國際金融法博士 嚴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