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希臘「帶領」歐盟走進她的第一次危機以前，多半人對於希臘都抱有或多或少的美好聯想和期望。古代的希臘，乃西方文明發祥地，思想家、藝術家百家爭鳴，科學家、數學家人才輩出，而奧運會更是當今人們放下種族歧見，和平競爭的世界性盛事；現代的希臘，為永恒的蜜月勝地，藍白的崖陲小屋、緋紅的日出日落，而其位處急速冒起的東歐、中東和亞洲之要塞，又是歐盟的新成員，經濟增長似乎指日可待。希臘的美麗神話，像是永不磨滅。
最近一位比利時籍同事從倫敦搬到了香港，能操八種歐洲語言、在歐洲待了大半輩子的他，對亞洲的一切都必須重新適應，時而好奇興奮，時而失望沮喪。比利時雖在歐洲列強中屬於小國，地理上卻為歐洲的心臟，更是歐盟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總部所在，我因而對他在希臘危機上的看法尤感興趣。
「在亞洲，當政府告訴人民，國家正在面對嚴重財赤、財政困難的時候，我相信人民必定加倍的珍惜和努力工作，務求令國家的經濟盡快恢復起來。」他感慨地說道：「可是在希臘，當政府告訴人民，前幾年你們吃喝玩樂花錢花得太多了，現在政府面對內外煎熬的時候，希臘的人民卻乾脆罷工和上街搞事，讓一向主張享受生活的歐洲人，都覺得匪夷所思。」這個對比，不見得完全正確，卻無疑是深刻的。九八年南韓政府面對金融風暴，韓圜急劇貶值，國家一夜之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於是不少南韓國民自願當賣自己的首飾金器救國，那一幕充滿了民族激情和尊嚴，可媲美希臘愛神的淒美故事。
也許希臘的歷史包袱為其衰落埋下了伏線。根據《金融時報》的專題研究，希臘有許多界別的話事權由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組織掌控，許多地方的鄉親父老也對政策的推行造成甚大阻礙。
比如說，儘管希臘的小島一直聞名四海，但豪華郵輪卻甚少停泊，而選擇巴塞隆拿、伊斯坦布爾等鄰近地方，原因正是海員工會對外國郵輪的強烈抗拒，更一度封閉港口。
除了退休金水準達到平均工資的94%外，當地公務員薪酬更一直飆升，已達到GDP的13%，從貨車司機到律師、醫生，都在保護主義下長期積弱。如今國家面對危機，正是大好機會衝破昔日經濟發展的藩籬及桎梏，為日後競爭力提升奠下基礎，過程雖然艱苦，卻又是必要的。
願希臘人能以五環的堅毅精神，咬緊牙關推進改革，再創傳奇；更願港人也能以此為鑑，鞠躬自省，摒棄僥倖的心態，以一貫虛心而實在的打拚精神延續香港繁榮。
（妍宇）
妍宇，《香港華爾街的孩子》作者，畢業後一直在香港的華爾街工作，現任職跨國投行，卻始終是不折不扣的狂想一族：游走在城市之中，沉睡在字裏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