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富士康肯定是內地最知名的代工企業；今年上半年，離奇而觸目驚心的深圳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自殺事件，更將其推上輿論風口浪尖。
富士康部分生產能力搬離深圳，幾乎是在其員工連跳之後迅速形成的內地輿論新熱點。深圳富士康員工的接連跳樓多少有一點詭異。因為至少從工資收入、生活待遇等方面看，富士康在深圳企業中相較而言對員工還不錯。事件發生後，富士康大老闆郭台銘不得不親赴深圳善後，當時直接的措施包括大幅加薪、保證員工休息天等。但隨着勞工成本的增加，富士康搬遷的消息也迅速從模糊變得明晰。
那麼，是否因接連跳樓事件導致深圳富士康勞工成本增加，而迫使富士康作出部分搬離深圳之決策呢？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富士康北遷、內遷可以視作早有預謀的動作，突發事件最多加快了這一進程，並使之被置於聚光燈下。
富士康搬遷之大背景，正是大陸沿海經濟極待升級，而內陸盡力承接其產業轉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利用獨特區位優勢，迅猛發展加工貿易，使得廣東自一九八六年以來便長居全國各省市進出口總值頭把交椅。高峰時，大陸9萬家加工貿易企業約有7萬家在廣東。然而，近年來加工貿易，或曰代工所依仗的廉價勞動力，與珠三角不斷上漲的生產成本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珠三角前些時「民工荒」的出現便是明證。
經濟發展後勞動力成本增加，幾乎是不可逆的進程，舉世皆然。如何解決？產業升級是政治正確且合乎邏輯的選擇。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後，廣東省委書記、中國政壇明星汪洋終於發表講話，稱要維護和諧勞動關係，改變依賴加班、低薪，獲得低端製造業競爭力的格局。然而，問題在於，如何升級？如何在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土地價格優勢等傳統競爭手段後，走向產業鏈的上端？這一點，不僅廣東，長三角也在同樣頭痛。宏大課題，本文無法展開探討。
富士康在大陸其他省市顯然不僅未受員工連續跳樓事件的影響，而且似乎愈益成為香餑餑。近年，環保、員工待遇等負面新聞頻發，尤其是社會不公導致負面情緒之積累，使得中央不得不開始強調，不以國民生產總值為衡量地方官政績的幾乎唯一標準。但在相對欠發達地區，富士康這一類可立竿見影帶來國民生產總值和稅收增加的企業，依然是重點爭奪對象。
這次富士康搬遷，在相當長時間內，其目的地撲朔迷離，原因是除了落實投資的成都與鄭州外，廊坊、天津、武漢、煙台、駐馬店、淮安等地都對之伸出橄欖枝。為爭奪項目落地，鄭州成立了以市長領銜的「鄭州市富士康投資項目協調推進領導小組」；河南省針對富士康面對的勞動力困擾，於六月份召開了「富士康科技集團在豫招聘培訓員工動員協調會」，甚至給各級政府分配幫富士康招工之指標，舉全省之力幫富士康招工。
毫無疑問，「舉國體制」在地方層面的運作，已使招商心切的北部和西部一些地區收穫了初步成果。下一步，也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地區，在將外資引入以後，能否也像其東部一樣，在提供政府服務的基礎上，幫助這些企業與當地經濟共同成長呢？這有待觀察。
國際金融法博士 嚴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