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提高最低工資22.1%，幅度看似很大，但調升後廣州最低工資亦只是1,030元（人民幣‧下同），現時大部分普通職工月薪均在1,500元以上，「法律上的最低」與「現實上的最低」有一大段差距，所以影響性其實很低。不過，內地港商最常的說法是「做不下去」，最驚的其實是人民幣升值。
香港亦在討論最低工資問題，且於「事在必行」階段，惟勞資雙方就時薪多少尚在討價還價，相關辯論已乏新意，本來一句「市場供求」無需多言，但當市場扭曲了，就不能再以「小政府，大市場」作擋箭牌。香港已是一個福利社會，工資太低只會助長領取綜援之風。
收入分配問題在北京兩會期間獲「高度關注」，勞動者收入偏低是長期癥結。自鄧小平提出「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已多個年頭，大部分人分享到的財富成果仍是不公平。根據「滴漏理論」，上層的財富會一點一滴流向底層，但這過程實在太漫長。無疑，中國勞動階段的生活水準已大幅改善，但古人說得好：「不患寡只患不均」。而貧富懸殊加劇並非中國獨有現象，全世界皆如是，只是新興國特別厲害。
此次趁着民工荒提高最低工資是「及時雨」，1.4萬億的打工仔（妺）薪資普遍上漲，農民則從提高農作物收購價中得益，由取消農業稅開始，加上連續6年豐收，農村與城市才不見「較剪差」，可是西南地區一場大旱暴露出「靠天吃飯」者仍是朝不保夕。
更改稅制稱作「二次分配」，兩會期間已有不少聲音建議將免稅額提升，以及改成以家為徵收單位，發改委稱「國民收入分配優化方案正加緊制訂中」。然而，更大的問題並非起徵點多少，而是富人逃稅和瞞稅的情況嚴重，打工一族反而承受了政府稅收的65%負擔。
稅制是「劫富濟貧」的最佳手段，例如累進稅制廣泛採用，但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不公允的稅制，有違「多勞多得」的精神。如何向富人「開刀」是重要課題，去年底政府向「個人大小非」減持徵稅20%是為堵塞漏洞，物業稅和資源稅如無意外會相繼施行，接着是向遺產稅埋手。
當然，收入重新分配過程均涉及財富轉移，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必大。在金融海嘯過後，各國皆希望將畸形不公修正過來，奧巴馬要求規管銀行業高層天字數字的薪酬尚有民意支持，但醫療改革法案（福利亦是收入的一種），向中產人士加稅便要衝破重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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