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對於人均ＧＤＰ不斷上台階頗有緊迫感，社科院的預期或成為國家經濟明年的決策目標。因為以中國社會的人口之眾多，為解決生計問題，有必要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所謂經濟「保八」，就是維持基本發展需要的增長目標。另外，處於後金融危機時期，全球還原工業化日趨明顯，如美國等發達國，都意欲重操製造業解決就業難題，國際競爭環境也逼中國要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追求近四千美元的人均ＧＤＰ指標，不宣言表的理由還關乎國家形象。根據世銀標準，「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人均ＧＤＰ為九百七十六至三千八百五十五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為三千八百五十六至一萬一千九百零五美元。換言之，接近四千美元可使中國「升呢」，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之列。雖然較○八年排名全球第一百零六位，晉位仍然有限，但進步速率肯定有助改善形象。

其實，金融海嘯後國家財富形象同人均ＧＤＰ的排位已極不匹配。中國在國際上早被視為財大氣粗的富國，而其人均ＧＤＰ的弱質，顯示的是典型國富民窮的現象。表面上，中國是儲蓄率極高的國家，但銀行豐厚存款的大部分由少數人擁有。根據國際機構的研究，○八年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佔全國家庭總數不到零點一個百分點，但擁有百分之四十五點八的總財富，百萬美元家庭數目超過德國和英國，全球第三。

種種情況顯示，中國的貧富兩極化現象相當嚴重。如果以人均ＧＤＰ去衡量社會的溫飽、小康或小富，恰恰帶來重大的欺騙作用。人均ＧＤＰ掩蓋着收入及財富的嚴重差異，在富國形象背後，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難以分享高增長的實惠，農民在全民致富的趨勢中邊緣化。社科院一項研究指，二○○○年城鄉收入差距只有二點七九倍，到近年達到四至六倍。如果以農民所佔人口比例計，中國逾半人口比另一部分收入超低。

民與民差距，國與民差距，反映經濟制度的不公，首要是國民收入分配失衡。據統計，上世紀九十年代前，中國代表勞動者所得的報酬約佔ＧＤＰ五成以上，○七年已經降到僅近四成。這種情勢源於政府強力控制，企業壟斷性經營，以榨取壟斷性利潤為目標，不以就業最大化為目標。就業不足、工資低下令國民收入偏低，也是消費難以根本改觀的原因。

此外，收入偏低還未算，《福布斯》全球稅負指數顯示，中國老百姓的稅負全球排第二，僅輸法國。官方不承認這項排名，但若實勘民情，計及稅負不均及名目繁多的「費」，老百姓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交通等方面遭受的隱形掠奪，稅負還可能更高。制度性而不會在人均ＧＤＰ上反映的致窮原因，難道不是比人均ＧＤＰ目標有更緊迫的研究、改善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