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回合的交手證明，金融已是歐美政府的經濟管治「盲點」。所謂「大到不能倒下」，就已說明其對國家經濟的重要性，而這層重要性成為華爾街自大的本錢，令其有恃無恐。在自身危機時，易得到政府的救助，被限制薪酬時，也能以保持競爭力、留住人才為理由，抵禦薪酬監管的設限。有議員慨嘆華爾街騎劫政府，就凸顯兩者間制衡與反制衡的微妙。這種局面，即使華府委出「薪酬沙皇」，要動大手術改造也絕不容易。

資料顯示，倫敦金融業職位流失率幾近紐約的兩倍，並且致使倫敦交易所上半年的平均日成交較○七年同期跌四成一，而紐約交易只跌了二成九，被認為威脅倫敦金融中心地位。這情勢被歸咎為收緊金融機構花紅，以及對投資策略限制，削弱爭奪人才的競爭力。肇因扯到這一層，足以使收緊套在金融機構薪酬「緊箍咒」的政府，向金融高管舉起白旗，立場轉趨軟化。歐美互為競爭、同病同源的關係，在薪酬監管上面對相同的問題。

至於金融人才的爭奪，直接對立的是兩大金融中心的競爭，金融海嘯後則恐怕又添加了周邊的爭奪，除了二線市場之外，新興市場像中國銳意拓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也乘着美、英金融重整，四出網羅人才。這足以證明，金融產業已成為大國逐鹿的戰場，對於人才搜羅值得重視，而薪酬作為最有效的手段，是彼此各方都運用的。正因如此，金融機構和政府就薪酬角力，手上是有具分量籌碼的，政府的監管努力確有功敗垂成的可能。

然而，市場的現實殊不樂觀。引發金融危機的金融創新氾濫，原動力就是來自高額花紅的驅使，金融機構為追求獲利，製造了大量的「毒資產」。不消除這股原動力，金融機構勢必舊病復發，而現實上金融去槓桿化已經半途而廢，表面上股市強力復甦，實際上正為重新培育毒資產，保留了原有的土壤。因此就監管政策而言，限制金融機構不合理薪酬，進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要突破兩難困局，一是基於薪酬作為人才爭奪的手段，是市場經濟的原則，需要有制度設計的智慧，尋求避免以薪酬為工具惡性競爭的機制；二是限制金融機構不合理薪酬，宜提倡廣泛的國際合作，避免各國寬嚴太大的制度差異，成為製造惡性人才爭奪的根源。可以肯定，這是說易做難的事情，正因為存在解不開的兩難，進退維谷的條件限制，對解決追求高額報酬，化解金融風險，目前難以樂觀。美國在當今世上極具金融影響力，奧巴馬相關改革的成效，不僅事關美國，也影響到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亦是基於其影響力，美國推動就此改革進行國際合作，可說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