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傾向高度集權的超級監管模式，恐怕與兩點經驗有關：一是金融危機發生，波及與牽連甚廣，要有具廣度及深度的監管制衡；二是發生問題源於「大到不能倒下」的銀行，要有夠規模的集權式監管去處置。當然，對「強力」及「鐵腕」偏好，有受到當下境況感染的背景，無人能知到危機淡化之後，這種監管訴求是否依然強烈，因為事物總有正反兩面，當超級監管過於「強力」及「鐵腕」，對利益過於掣肘時，制度的推行又難免受阻。

回顧金融監管的發展，「超級」監管是具挑戰的嘗試。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監管制度的特色是「嚴格監管、安全優先」；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是「金融自由化、效率優先」；九十年代至今是「安全與效率並重」，經歷了由緊至鬆，由鬆入緊，再尋求兩者的平衡。現在市場對超級監管的質疑，恐怕也建基於兩者平衡是否得到體現。當「超級」監管升火待發之際，歐盟與英國的取態分歧，就顯示出內含衝突的難以協調。

英國以白皮書形式提出的改革方案，只有較輕微的細節改動，同歐盟的計劃大相逕庭，當中固有英國「不習慣」被置於歐盟管理之下，同時大型對沖基金不認同歐盟的監管，威脅英國跟隨勢將撤離，也促使英國監管改革與歐盟抬槓不和。事實上，美國聯儲局擴權的方案也受到國會議員的排斥，能否通過尚是未知之數。顯見金融監管改革，愈重大、愈理想，就愈需時間磨合，尤其凌駕政府的超級監管，不會是短期可以成事的。

然而，爭拗、磨合終究顯示改革受關注，是全球性的潮流，改革金融監管難做不等於不去做，反而是需及早綢繆。哪像香港有關部門目前一派懶懶閒，對改革金融監管不進行深入研究，亦沒有行動綱領，究其實是當局自以為監管制度完善，沒改革的衝動，還是欠缺危機管理意識？不論基於甚麼都是盲目的。金融海嘯對本港的殺傷力不及歐美，就因此斷言沒有系統性的風險，並不符合實情。雷曼迷債、累計期權這些令人不明所以的產品，避過監管法眼在港大力促銷。難道不是監管的漏洞及執法的疏忽嗎？只要假以時日，金融產品持續氾濫，香港金融體系同樣會被攻陷。

上世紀八七股災及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本港均積極檢討金融監管機制，作出制度性的修補。金融海嘯是全球金融制度的一場大考核，暴露出來的制度缺陷也是最徹底的。為了今後在同類危機中不致受損，香港有必要改革監管，一方面堵塞現存的漏洞，另一方面致使規例與時俱進的同時，也同國際的改革銜接。香港證監會在其年報中表明，要以危機作為改革的契機。聽其言、更要觀其行，重要的是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提出改革目標、拿出可行方案，及早進入唱改革這台戲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