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過創造奇迹的傳奇，根基紮實、家底豐厚，在金融海嘯殺到之後，港人猛然覺得香港竟是如此的不堪：香港失去了十二年的光陰，現在過着吃老本的日子。近年不過靠着中央挺港的措施苦捱了過來，但隨着國家發展、兩岸三通，香港邊緣化的危機日益深重，顯現着沉淪的態勢。由此暴露了香港無法確立長遠發展目標，而中央不促成香港找到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位置，再多挺港措施也是徒然，無從將香港帶出困境。

香港的經濟困境，說到底就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施政失敗的範例。僅就發展目標而言，至少有兩大缺失值得究責：一是定位浮誇，二是乏執行力。先說定位浮誇，表現為冒進及無能兩走極端。特區政府九八年制訂了多個發展目標，包括，電子商業和軟件發展攀上領導地位；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亞洲多媒體資訊及娛樂中心；國際中藥中心；全球高增值產品和零件供應中心；亞洲的專業與科技人才及服務中心。這是傳統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目標以外的創新目標，至今無一兌現，只餘笑柄。之後港府淪落到誇稱靠金融業足以養活七百萬人，一時冒進、一時無能，經濟在徘徊中虛耗了十二年光陰。

再說乏執行力，轉型高新科技濫開目標，卻又吝嗇財力，終至一事無成。科技創新離不開花錢研發，港府一大堆目標，妄想平均每年花十億元少得可憐的資金去打造，結果可想而知。香港雖有金融業，卻未能為創投提供資金後援，政府又反而訂出苛刻的條件，限制了產業的機遇。缺乏執行力，即使有目標又何用？因此中央挺港措施，在港既不能成為產業催化劑，也不能發揮乘數效應，離開持續的政策支撐，香港自生的活力又在哪裏？

第一波轉型失敗，第二波發展目標龜縮到單一的金融業，把經濟帶入發展的窄胡同。香港不但流失了光陰，也流失了活力和進取精神，卻未減利益的紛爭，所謂太多利益爭吵及人為摩擦，終致成為經濟的絆腳石。香港在迷失，上海卻在奮進。早在上世紀後期，上海就銳意壯大金融業，重振其世紀初的輝煌。近期北京確立上海「雙中心」的策略，並將時間定在二○二○年。事實上，不可忘記的是，上海為此準備了超過二十年，目前與香港的差距縮到只餘有限的層面，雙城競爭已是勝券在握。

現在談論香港要有長遠目標，說的已不是保住壓倒上海的優勢，說的是自身救亡，免於沉淪的策略選擇了。上海今天已不齒於與香港攀比，比較的目標瞄定了紐約、倫敦，香港要同上海比，在於需要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自身的定位。香港曾自詡人才優勢，鄭海泉一句「上海比香港有較多長遠目標」，是一種具代表性的結論，香港許許多多的人才，一旦認同這一點，意味着認為香港的前景很有疑問，香港的管治很不爭氣，人才的選擇不言而喻。香港已失去了寶貴的十二年光陰，還有本錢在漫無長遠目標的掙扎中蹉跎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