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歷史，上海上世紀初就曾是遠東金融中心，東京及香港俱不能及。上海重溫當年輝煌，是當政者強烈的宿願。這個宿願醞釀了二十年，現今才踏上征程。統治意志決心打造上海，押重了成功的籌碼，香港難免有邊緣化的隱憂。香港邊緣化的趨勢，也是自身發展策略失當造成的，不能倒過來一味怨別人立心趕超。目前在中央的棋局上，香港還扼守重要位置，雖然台灣的三通效應，促成兩岸金融的互通條件，但未致有礙香港的地位。形勢明擺着，在上海成大氣候前，香港還有調整定位，抵禦被邊緣化的時間跨度，但需決策得宜，好自為之。
論大勢，上海雖然是中央銳意打造的金融中心，香港也不再是皇冠上的明珠，而是國家的財富寶地。在這個大義上，「有形之手」不可能捨香港而獨撐上海。當然中央難免有些厚此薄彼，譬如，央行二部設於上海，有助上海吸引國際銀行區域總部落腳，有助上海進取金融地位，而前總理朱鎔基說過，上海是中國的紐約，香港是中國的多倫多的說法，暴露了中央的底蘊，定位是偏心於上海的。但香港仍應爭取與上海公平的競爭環境，如相若的發展權和不容壟斷的資源分享。
港滬不應像軍閥割據般，劃分地盤拓展。現代金融的特質是開放的，在既定的法規下運作。香港大可用兩手策略謀求自身發展：一手是力拓內地市場，另一手是強攻國際。其實這兩手一直是策略取向，但多年所見的效果是，國際開拓收效甚微，走向偏重內地的極端。這種趨勢不調整過來，同上海競爭就恰好以短擊長，而符合國家需要也有利本身開拓的，正是香港國際化的角色定位。
香港強攻國際近年日益暴露致命傷：其一，營商成本降不下來。政府總愛強調香港制度、法規的優勢，足以抵銷營商成本偏高，這是不願正視營商成本的託詞，實質是政府遮掩走不出高地價牽絆，經濟轉型失敗所致；其二，不具宜居環境條件。居住環境成為跨國機構及人才紛紛敬而遠之的重要原因，長期無法改善，致使總部經濟受阻，間接使金融凝聚力流失。可見本港縱使金融內涵千般優勢，也不及經濟其他條件帶來的負面影響所損，這恰恰是香港「有形之手」做得不夠好的後遺。
毫無疑問，港股須兼顧內地海外，全方位發展才是生存競爭正道。力拓內地市場，值得研究的是不必過分強調同上海的競爭衝突，而將合作互利擺在突出地位才可致勝。近期頻傳兩家交易所間入股事直，堪稱具合作象徵意義的好事，理應促成。雖然上交所並未具備來港上市的條件，但港交所可以先考慮前去上海上市，即如紐約交易所都力爭搶灘，港交所也不必自抬身價猶豫不前。
順帶一提，港交所適逢舵手換班，是重訂路向的較佳時機，而在人選方面，看似刻意選取有助拓展內地人脈的人才，為內拓留下伏筆。然而應當強調，選賢任用在管治上，外聯和內強應並舉；在拓展上，一手牽內地，另一手牽國際，不可偏廢。當局力保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定位及策略應全面落實到管治的細微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