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三八婦女節，也是MeToo運動席捲全球後迎來的首個婦女節。三八前夕，女性被性侵的醜聞頻繁曝光，單是在南韓，被視為政壇明日之星、有「南韓奧巴馬」之稱的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因性侵秘書的指控黯然辭職，大導演金基德也身陷強暴醜聞。此外，多位文壇巨匠亦遭受類似指控。
如此看來，MeToo運動的確對南韓女性起到「充權」作用，讓她們更大膽地維護自身權益。然而，這只是整個畫面的一小部分。現實是，當「被告席」上的男性有頭有面，社會地位隆崇，受害人加以指控，比較容易獲得媒體和社會關注，亦因為全社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被指控者亦不敢對受害人作出報復。
問題是，從事政治、演藝及文化界的女性畢竟只屬少數，對於廣大職場女性來說，MeToo運動不僅沒有改善她們的處境，反而令日子更加難過。不少男性因擔心成為被舉報對象，互相提醒「要注意女人」，有些公司聚餐時刻意避免邀請女同事，男上司盡量不與女下屬面對面接觸，要下達指令時，或只會透過通訊軟件進行；為怕瓜田李下，男上司視與女同事一起出差為畏途。當地報章形容這種情況為「恐女症」，並認為在南韓等級森嚴、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下，女性的機會本來就比男性少，如今恐女症在職場氾濫，將使女性面對比以前更嚴重的「玻璃天花板」。
日本亦出現類似情況。當受害者向外界大聲呼喊MeToo時，結果可能是丟掉工作、遭到謾罵嘲諷，甚至被迫承受警方的二次傷害，不少受害者最終只能選擇繼續沉默。當MeToo無法在亞洲國家「落地生根」，在歐美社會的影響力有時卻過猶不及。法國正準備制訂新法例，票控在公眾地方口頭調戲女性（包括吹口哨）的男士；在美國亦有男士說，「性侵其實可能是一次糟糕的約會」，不啻是恐女症的變種。
保護女性權益，無人會反對，但全球各地社會、經濟、文化情況千差萬別，想靠一場群眾運動畢其功於一役，明顯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