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二歲高齡的杜潤生老先生本月九日去世，不論是在內地還是本港，聽過杜潤生名字的人不會很多，但這實在是一個不應遺忘的人物，不僅因為他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關鍵人物之一，還因為他的門生遍及中國的黨政機構和學界，手握重權，甚至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做縣委書記時，也曾問政於他。
杜潤生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曾做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共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早期的農村改革，是中國最成功的改革之一，也為其後的經濟改革奠定了一個良好開局，所以說杜潤生是中國改革的功臣並不為過。
杜潤生領導農村改革的成功，離不開他背後的團隊。對中國社會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新經濟理論「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就是他領導的農口團隊所貢獻的。杜潤生對此並不迴避，他在九十壽辰時曾承認，「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
當年這支團隊，基本由年輕人組成，他們有熱情、事業心和幹勁，最重要的是有對國家的使命感，很多人還在高校上學或者剛畢業不久，就被杜潤生招到門下，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參與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治改革設計。本世紀後，他們中的多數都走向了宏觀決策部門的領導崗位，或者成為學界翹楚，乃至第五代核心決策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岐山，現在掌控着中共的紀律檢查和反腐大權。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杜的弟子和門生在治理中國亦不為過。
然而，杜晚年對漸進式改革的反思及建立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的期待卻少有人提及。杜復出時已年近七十，在他從官場退下來後，開始反思中國的改革，尤其是人過九十後，他的反思和關懷已經超越農村，而深入到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民族的未來，他曾在不同場合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呼籲建設一個透明民主政府，直言中共有三大包袱，即毛、文革和六四，不放下這三大包袱，將會愈背愈重。這也是杜雖為改革元老，卻並不怎麼為當局待見的原因。
中共今年多位政治老人去世，從官銜來說，他們都比杜潤生要大，有幾個還是前政治局常委，然而，從對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及實際影響來看，恐怕沒有幾個能夠超出杜潤生。更難能可貴的是杜的開明，是他們所不及的，他從自己的百年親歷中，得出了中國必須走自由民主道路的結論。可惜，當局不能正確看待政治改革，這其中也包括杜的那些位居要津的高足，在聽了恩師的講話後，不知作何感想。